玄學又稱為玄遠之學。隨着東漢時期儒家名教的衰敗，曹魏初年，政治上的“綜核名實”的需要，指導着那時的學術思潮向兩個方面歧出：一是從儒家而外尋找政治理論基礎，二是對人才的品評、判別方式作更進一步的抽象思索。《文心雕龍•論說》既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那麼，名理學與法家的政治學相連繫，顯然是曹魏政權的基本特徵。同時，儒家頭腦的深摯傳統也並未就此消歇，仍以種種方式在現實政治和人倫日用中起着相當主要的價值規範作用。以是，以政治方面的名實問題為起點，由此融通儒、道、名、法諸家學說，是曹魏之際一個主要的頭腦學術靠山。可見那時所謂的名理之學，着實是含有許多的法家甚至儒家政治理論因素在內，並非像稍後一些風騷名士所展示的那麼自在、超脫。或者，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不妨借鑒一下唐長孺先生關於玄學家中的“正統”與“別派”的看法。所謂“正統”，是指一批在朝的玄學家，他們從研究名理轉向道家的“無名”學說，試圖重新闡釋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其基本精神是門閥士族的特權意識，基本上並不否決“名教”。至於“別派”玄學家則由一批不得志的士人組成，他們提出“自然”的看法來同“名教”相匹敵，頗有一些憤世嫉俗的心情摻雜在內。下面我們主要討論“玄學”。,根據《說文解字》的註釋：“玄”字的本義是“幽遠也”。現實上，“玄”的原初寄義是指一種深赤而近黑的顏色。“幽遠”己是它的引申義。《周易•坤•文言》中有“天玄而地黃”的話，即是借“玄”字來喻示“天”的幽深邃遠之象。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將“玄”字用作哲學看法的，始於春秋末年道家隱士老聃撰著的《老子》一書。老子以為，“先天地生”的“道”原本無從名但我們又不得不藉助名言來予以表述，以是說：“無名天地之始，著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第一章）這裏，老子意在以“玄之又玄”的說法來形容“道”的高、深、幽、遠，要義仍當會通於他的一整套“道論”系統，尚無厥後玄學所謂的“玄遠”之意。況且，老子的學說也並非一味地專心於“玄之又玄”；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的學說多數意在用世，《老子》一書中的許多立論也頗為重視切合現實人生的曰用，包羅了不少與政治、兵法和養生等等相關的詳細內容。因此，嚴酷而論，提倡“玄之又玄”的老子之學，自己還不完全具備“玄學”的抽象特徵。,從現存的史料紀錄看，玄學的起源與發展
“玄學”這個名稱的正式使用約莫是在西晉以後。至少《宋書•雷次宗傳》里己將“玄學”與儒學、文學、史學並稱“四學”，可見那時這一名稱己然較為普及了。在此之前，人們更多是用“玄遠”二字來歸納綜合這一學派的頭腦特徵。,漢末魏初，作為兩漢儒學的逆反，也響應於那時動蕩的政治事態，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崇尚道家“無為”學說的思潮。從某種角度看，這一徵象也反映了學術生長的內在理路；儒家的“正名”學說和法家的“循名責實”，從邏輯上予以進一步的闡釋，一定導向道家的“無名”甚至“無為”。稍後，一些士醫生將屬於道家的文籍《老子》、《莊子》與原本是儒家經典的《周易》合為一類，並稱“三玄”，連繫那時的名辨學說予以多方引申和施展，蔚然而成一種民俗。這中央既有屬辭清簡、意蘊豐足的“玄言”，也不乏趣話連珠、天南地北的空論。時人將這類言論統稱作“清談”、“清言”，而介入這一思潮的士醫生則因此被冠以“名士”、“名達”的稱謂。然而，一時的社會民俗尚不足以稱“學”。這裏仍須作進一步的剖析。,《世說新語•德性》注引《李康家誡》說：“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籍）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談論時勢、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這是說名士阮籍在為人方面頗為鄭重，言談之間從不涉及周圍的人事。同書《規箴》中又說：“王夷甫(衍）雅尚玄遠。”這是稱嘆另一位名士王衍的情趣文雅，不注意周圍紛繁的俗務。只管兩段文字從差其餘側面點明晰魏晉名士“玄遠”的處世態度與情緒寄託，卻仍然沒能展現出玄學之為“玄玄學算命之：“理性”與“氣性
遠”之“學”的特徵。不外，同書《文學》中的一則紀錄相對而言似乎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這裏，“談尚玄遠”、“有爭而不相喻”云云，解釋荀粲、傅嘏兩人的言談超出了詳細的事象而趨于思辨的一起。相對兩漢尊崇儒家經學、注重政治人倫和陰陽氣化等等感性履歷或功效直覺的頭腦方式而言，“玄遠”之“談”显示了一種新學術氣概。今天，現代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借鑒西方哲學，將這一“玄遠”之“談”的內容歸結為“共相與殊相”、“一樣平常和特殊”的關係，應該說是對照適當的。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現代另一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對“玄學”之為“玄遠之學”下了一個更為歸納綜合的界說：“夫玄學者，謂之玄遠之學。學貴玄遠，則略於詳細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論天道則不拘於組成質料（Cosmology)，而進探本體存在（Ontology)。論人事則輕忽有形粗跡，而專期神理之妙用。”（《湯用彤學術論文集》，第214頁）至此，玄學的生長受自身內在邏輯的指導，己在相當水平上脫離了原先的特定政治靠山。“玄風”之初，其念頭仍有着試圖為現實的政治人倫和人性自然尋找抽象依據的意味。然而，隨着命題自己所蘊含的邏輯特徵的全幅睜開，其中央論旨己然導向了本體論方面的研究。在以後的生長中，玄學“清言”基本上圍繞了“本、末、有、無”及其相互關係最先演繹起它的“辨名析理”的抽象歷程。其中“本”是本體，“末”是末用，“有”是詳細、客觀的存在物，“無”是超時空的“道”或“自然”。總之，既非原始道家的“道論”，亦非兩漢儒家、黃老家的“元氣論”——而是本體論，成為了魏晉甚至南北朝整個玄學的問題。,/xuanxue/rm/4860.html
魏晉玄學與算命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