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綜核名實”到“玄遠之學”,“名教”云云，其現實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其中包羅了政治體制、人才配合以及禮樂教養等等屬於“文教”制度的內容。所謂東漢以名教治天下，即指東漢的政策、制度均是修建在儒家道德原則和人倫規範基礎上的。然而，東漢末年，名教顯然己不能夠維繫人心了；憑證名教尺度選拔出的仕宦由於名存實亡，不僅不能起到治理和控制社會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會的潰爛和潰逃。面臨這種情形，一些意欲有所作為的士醫生是頗覺咬牙切齒的。王符在《潛夫論•務本篇》中指責道：“內孝悌於怙恃，正品行於閨門，以是義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誇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炫世俗之心者也。”漢末魏初，曹操在北方確立起政權，遂有恢復大一統帝國、作廢地方盤據的意圖；他的否決名教，着實是為其襲擊世家大族的政治設計張目。《文心雕龍•論說》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權名法之治的特徵。由此，在先秦時便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學獲得了相當水平的生長，其現實目的是通過“綜核名實”以到達“官無廢職，位無非人”的理想政治狀態。,1.士的興起和察舉制度。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大業后，原先六國中的世襲貴族便己隨之消逝。根據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國原則，除了天子這一系天經地義應該世代相傳外，其餘政權結構中的人都只是天子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隨時予以撤職。這樣做的效果，即是是作廢了貴族的世襲制度。不外，只管漢初的制度、執法一切沿襲秦舊，這一原則卻自始就沒有能夠徹底執行。到了東漢末年，在執掌政權的貴族中己然無形間又形成了新的世襲階級，魏晉時將這一玄學算命之：“理性”與“氣性
階級稱作“門閥士族”或“門閥世族”。相對而言：,貶稱“庶族”。這一新興的世襲階級之以是被稱作“門閥在野的一派則，固然由於它是靠着門第來維持其社會職位的；而“世族”的稱謂，也只是解釋其具有世襲特點的社會職位。然則，“士族”云云，其中就頗有些深意了。從歷史上看，春秋以前，“士”只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職位並不突出。戰國以後，“士”作為一個特殊階級，有了一定的自力職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相當大的流動能力，逐漸躍為了“四民”之首。由此看來，將“士族”與“門閥”聯稱，解釋這種世襲“門閥”是以“士”為主體的；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貴族而且照樣文化上的貴族。從有關的史料來看，“士”或“名士”在那時的社會政治中頗具影響，享有很高的聲望：,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謂。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後漢書•黨錮傳》）這裏的“三君”、“八俊”、“八顧”等均為名號。門閥士族以一種相互標榜的方式，將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歸為一類，用“君”（德才為一世所宗）、“俊”（人中英傑）之類的稱謂相互讚譽，一時間頗具顯赫的陣容。造成門閥士族勢力強盛的緣故原由許多。據現代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剖析，主要一點在於“士”對那時學術的垄斷：“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數私人，而有所謂‘累世經學’”，既而，“經學既為入仕之條件，於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國史綱要》上冊，第184〜185頁）。至於另一個主要緣故原由則與兩漢的察舉制度有關。
西漢初年，朝廷為了選拔優異的統治人才，確立起地方察舉制度。從漢高祖、華文帝直到漢武帝，都曾先後下詔，令天下察舉卓越之士。尺度主要是“賢能方正，能直言極諫”，簡稱“賢能”，
稍後也泛及孝子、廉吏，簡稱“孝廉”。當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宣布的《求賢詔》首先提出：“賢士醫生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並明確劃定各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以後，漢武帝在《求茂材異等詔》中更直截了當田主張“蓋有異常之功，必待異常之人”，以是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東漢以至魏，地方察舉制度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做法。,由於人才的選拔以鄉閭察舉為基礎，對於人物的品評、鑒識就顯得異常主要了。從《後漢書》的有關紀錄可以看出，當漢末之際，名士照例有一個“品題”，雖然尚未如厥後的“九品中正”制那樣設有專門機構來舉行解決，但士人的品鑒現實上己由一、二人主持。以那時享有盛名的“月旦評”為例，《後漢書•許劭傳》,載：“......天下之拔士者，咸稱許、郭。......初助與靖俱有局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可見，人物品評業己成為那時士人清談的一個主要話題，而總持評語的權力則集中在個體指斥專家的手裡。然而，這種起自鄉閭的人物品評也有很大的流弊。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那樣：“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尺度，因此易於營私。一面是權門請託，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逐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裡去。”（《國史綱要》上冊，第185頁）一方面，“賢能”、“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那時政府為了讓地方推薦優異人才所立的名號；另一方面，在士醫生門第看法的垄斷下，鄉閭間推選出的士子，其品行卻往往與這些稱謂相反。對於這一類情形，那時王符便己加以冷笑。稍後，晉朝方士葛洪在撰寫《抱朴子》一書時，引用了漢末的民間議論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審舉》）葛洪將這種情形統稱為“名禁絕實，賈不本物”（《抱朴子外篇•名實》）。,曹丕為魏王后，為了糾正這類名實不符的徵象，同時也是針對那時因人士流移所帶來的鄉閭查考的難題，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所謂“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擇內陸的賢而有識者主持；其識鑒、區別人物，共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隨後供吏部選用。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是有利於世族的仕進制度，這固然同曹丕有意代漢為帝的專心有關，是想以此取得一大批門閥世族的擁戴。然則，另一方面，也由此指導了時人對名理之學（形名學）的重視。稍後，曹睿又最先鑽營確立一種更詳細的“都官考課法”，這項事情由那時著名的形名學家劉劭肩負。值得注重的是，由劉劭撰著、對日後玄風起有主要前導作用的《人物志》一書，即是對以往人物審核、品評中的隨機性內容所作的抽象歸納綜合。於是，詳細的現實政治措施最先轉而趨入了較為抽象的名理鑽研；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責實”等等看法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關注。不外，總體而言，正如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剖析的那樣：“初期名理學家大致由審查名實，稀奇是由考察人物以至於循名責實使人位相等，因此與法家相近。一到稍後，便轉入了道家。”這中央有邏輯方面的一定性。但從社會政治一面論，“名理學原本是針對東漢名教之治而興起的。曹魏政治即與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謂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審查名實，其中即包羅了法家擴大君權、裁抑大族的意義。到了齊王芳時，由於君權的削弱，政治趨於寬弛，天子也成為虛位，於是從綜核名實轉向提倡無為”（《魏晉南北朝史論》，第322頁）。,/xuanxue/rm/4861.html魏晉玄學與算命術的發展
玄學與玄理、佛學的般若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