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與術數展望學文化中的寄言出意。魏晉之際，不只是玄學逾越了兩漢儒學的“大一統”氣性論傳統，文學、藝術上也是光華髮越，有着光耀可觀的成就。現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曾用一種讚歎的口吻談到：“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雜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在枚舉了像王羲之父子的字、顧愷之和陸探微的畫以及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等人的詩作之後，宗白華先生盛讚魏晉六朝的成就，以為是“奠基了後裔文學藝術的基本與趨向”（《美學與意境》，第183頁）。固然，造成這一時期文學、藝術突飛猛進的緣故原由許多，從文學一面看，就與曹氏父子的鼎力提倡不無關係。然則，魏晉之際一代名士所孜孜追慕的“玄遠”之境，確着實更高層面上熔鑄了一種新的文化名目。我們之以是在討論玄學的同時要響應給予文學、藝術以足夠的重視，緣故原由即在於此。,就魏晉一代名士而言，無論是“貴無”的王弼照樣考究“獨化”的郭象，大凡專心於抽象玄思的，似乎都未曾显示出文學、藝術方面的先天。相比之下，偏於才性生命瀏覽的嵇康、阮籍等人，倒是才情卓越，文采斐然，開創了一代民俗。然而，縱然云云，抽象的“玄理”在這裏也仍然具有其優先職位，這是本文的題旨及宏觀視角所決議的。,王弼玄學在構建“貴無”的本體論時，涉及了作為萬有之本的“道”能否用語言看法或者詳細形象予以真實、準確表述的問題；用玄學的語言講，也就是“言”和“象”最終能否“盡意”的正始玄學溯源：漢唐玄學論
問題。由此，引發出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一大段著名的議論：,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以是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以是存意，自滿而忘象。猶蹄者以是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以是在魚，得魚而忘簽也。然則S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簽也。是故存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自滿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自滿者也，忘§者乃得象者也。自滿在忘象，得象在忘。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恣意，而畫可忘也。,在這篇詳細闡釋《周易》卦爻象、辭的文字中，王弼現實上己經提出了一個主要的美學命題：言不盡意。從行文結構上看，
王弼對這一命題的剖析沿着兩重條理舉行。早先，王弼一定了“象”能夠“盡意”、“言”能夠“盡象”，那麼，循此推論，“言”通過“盡象”也就足以到達“盡意”的效果。然而，王弼進而指出，只管我們無法全然離棄“象”與“言”來明晰“意”與“象”，然則真正的“自滿”和“得象”卻總是依賴於一種“忘象”和“忘言”的境界。也就是說，在“道”的層面上真正到達對“意”的融會，既需要依附“象”又更需要超脫牢靠的“象”的局限；同樣，對“象”的明晰，也需要既依附“言”而又進一步脫節詳細的“言”的規範。顯然，在這裏王弼的敘述泛起了一個跳躍。正是這一跳躍使得“言不盡意”的結論意蘊豐足，直接融會了文學、藝術的審美境界。從魏晉到南北朝，無論是詩文歌詠抑或文字情趣，無不游心於“寄言出意”這重“玄遠”的人生和審美境界。,從中國傳統哲學角度看，先秦頭腦家提出的一套生生不己、渾灝流轉的“道論”，簡直显示了偉大的涵蓋性和融攝性，這是至今仍然值得深入研究並予以弘揚的。然而，原初素樸的“道論”在邏輯上也難免有所缺憾：在本體論方面，其“本根”之“根”的“天生”義未能同“本體”之“體”的“統攝”義作有一層義理上的抽象分判，致使理論上的睜開頗多語義含混的地方，由此造成對原始境界與后得境界的籠統陳述，經常給人以一種“大道”之境是重返“混沌”的誤解；道家一系的學說尤其不容易阻止這方面的誤差。玄學的發生，其“辨名析理”的方式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固有學玄學大師：何晏和王弼
說的理論頭腦條理，本體論問題因此具有了相對自力的思辨意義。同時，對名理的抽象辨析，也使得作為精神境界的“道”有了更明確的界說——“道”的覺悟不是氣性地自返於原初的“混沌”，而是在理性自覺的條件下提升、逾越至后得的“混沌”（即“大全”）境界。另一方面，玄學也不只是簡樸從事於原始道家頭腦的中興，相反，作為新道家的玄學意在從一個更高的統一性上進一步融貫儒、道兩家的頭腦。名士阮瞻關於賢人之教與老、庄之道“將無同”的看法，實在代表了這一時期大多數玄學家的態度。也正由於云云，玄學從駁雜的氣性中抽象出一個較為純正的“本體”，就為後世儒家的重興提供了主要的理論基礎。北宋一代大儒張載關於“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的甄別，在理論上即是以玄學抽象理性所到達的條理為前導的。總之，肇始於曹魏時期現實政治流動的玄學，在其整個生長曆程中，於抽象頭腦方面所到達的成就是空前的。這似乎從一個方面示意了中國哲學精神的張力及其內在之豐贍富足。固然，若是按原始儒、道兩家的傳統看，玄學的上述成就與真正的“大道”境界仍是多所隔膜；由於“道”在其基本意義上只能得之於內在的證悟，而同看法方面的辨析無關。現代大儒馬一浮先生正是從這一態度出發來評判魏晉玄學的：“魏晉人好談老、庄，時稱為‘善名理’，實在即是談名相。由於所言之理，只是理之相，若理之本體即性，是要自證的，非言談可到。”（《泰和會語?義理名相一》）這是作為新道家的魏晉玄學留給宋明儒家理學的一個大問題。,/xuanxue/ssqs/4877.html
王弼融通《周易》《老子》的玄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