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學溯源。民國小學大師黃侃先生曾撰有《漢唐玄學論》一文，由於篇幅不大且又兼涉經學，向來不為講魏晉玄學的人所注重。不外，也正由於有上述的特點，從漢、魏學術史的角度看《漢唐玄學論》，又能有別於一樣平常着重玄學自己的敘述，而於學統一面見出漢、魏學術頭腦的沿革。值得注重的是，黃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與玄學鬱勃有關的三部文籍：“論吾土中世玄學之書，以三偽書為最懿。其頭腦突駕前人，而啟辟厥後之途徑者，不能忽也。”這裏的“三偽書”，指的是《列子》、偽《古文尚書》和《孔叢子》。《列子》屬道家文籍，後人斥為偽書，至今仍聚訟紛鄉雲，眾說紛歧。倒是偽《古文尚書》和《孔叢子》兩書，一樣平常的看法是由曹魏時期的經學家王肅所偽造。王肅學承東漢經學家賈逵和馬融，偏於古文經學的一派。這就啟發我們從古文經學的一面去深入研究玄學的“出處”。,西漢的學術，除了道家黃老之學仍維繫着自己的一脈單傳外，基本上是儒家經學一統天下。漢初，便有《五經》博士的設立。從華文帝到漢宣帝，《詩經》有齊、魯、韓三家，《書經》有歐陽生和大、小夏侯，《禮經》有大戴和慶普，《易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和京房，《春秋公羊傳》有嚴彭祖和顏安樂，先後立於學官，儼然為儒學的正統。這些經文本子，用的是那時通行的隸書，而大義則由師徒父子口耳相傳而來。到了西漢末年，圍繞“五經”的文籍發生了今、古文的衝突。原本，所謂“今文”，即指上述的隸書文本，而“古文”，則為散在民間、藏於壁中，用漢以前的古文寫定的文本。但事實上，古文經學的興起，不僅僅是與今文玄學大師：何晏和王弼
經學所據經文的文字字體差異，而且經文的字句、篇章等等也有所差異。更主要的是，兩者的學統差異，宗派差異，因而從基本看法到整個的詮釋系統都有所區別。這樣，在儒家獨尊的事態中，居然在儒學內部先起了轉變，今、古文經學兩派，由攻訐、辯難而至於相互融攝，
已然伏下了儒學衰敗的隱患。,早先，今、古文經學恪守各自的畛域，并行而不相混淆。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廣學博聞，轉益多師，兼通了今、古文經學。有見於那時兩家的相互問難，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參合今文經學為輔，遂成一家之言。其時，學者正苦於今、古文家法、師法的駁雜繁難，遂翕然相從而師事鄭玄。這效果，便如清代經學家皮錫瑞所說的：“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巨細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巨細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經學歷史》）由於鄭玄學宗古文經學，以是只管他先學了今文經學的京房《易》，但自己注《易》時仍本諸民間費直一派的古文經學。聯繫曹魏時期，名士荀爽、王弼注《易》，均承襲費直古文《易》的系統，或者可以看出兩者間的隱晦、曲折的聯繫。更主要的是，在看法上，今文經學家偏於“經”，強調儒家經學的神聖性和穩固性；古文經學家則偏於“史”，偏重對經學作歷史的明白。由這一面看，從古文經學的興起至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參合今、古文經學，竟是不期然地於兩漢大一統儒家政治中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漣漪。湯用彤先生曾在《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一文中指出：“魏晉經學之偉績，首推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均源出古學。今學本漢代經師之正宗，有古學乃見歧異。歧異既生，頭腦乃不囿於一方，而自由註釋之風始可興起。”（《湯用彤學術論文集》，第264頁）湯先生由兩漢今、古文經學的歧異推至魏晉自由註釋的民俗，見微知著，允為一代大師。到了曹魏時期，隨着東漢政權的瓦解，兼以曹氏父子喜歡形名術數，經學果真衰落了。魏明帝時，司徒董昭上疏稱：“竊見當今幼年，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三國志?魏志?董昭傳》）另一位士醫生杜恕也上疏說：“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術數，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習慣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三國志?魏志?杜恕傳》）至此，作為政治原則和道德規範的儒家頭腦已不復昔日的統攝氣力，理性遂有更進一步尋找宇宙、社會和人生依據的要求。正始玄學的興起，即是自覺地順應了這一要求。,/xuanxue/rm/4896.html王弼融通《周易》《老子》的玄學體系
玄學術數組成與中國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