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八字算命隨時代地域而改變
傳統論命首論財官，蓋人生不過名利二字也。名利即是官與財。對於官本位的中國，官尤其重要。然而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改革開放以前仍然重官（政治挂帥），現在則是拜金主義流行，算命當以財星為重也。再往後，則文化（印）、宗教（偏印）、科技（傷）、藝術（食）、軍事（殺）、民選（比劫）無不重要也。此所以八字算命隨時代而改變也。
又同時代，八字也有不同看法。在官本位的中國，官星為重，官重則生印，所以中國最重視文化知識灌輸式教育（印星特質），官重製劫，中國人不喜張揚自己的個性（比肩劫財特質）。官星為重，所以最忌傷官，因為傷官表示批評政府、上訪、創新、標新立異、恃才傲物等，這與國體意識大不符也。印克傷官，即灌輸式教育導致創造能力下降，我國的學子們學業負擔比西方國家重許多，西方的孩子沒有家庭作業，小學甚至沒有課本，上學猶同玩耍，所以中國學子知識多智力少，西方學子知識少，智力多。此所以我國鮮有科技發明，諾貝爾不來光顧我國也！
而在歐美國家，由於該地域沒有了官本位的意識，而傷官星得以發揮。傷官星代表了議會和國會對政府的建議與批評，可以匡正國家執政的失誤，使國家與國民免遭大的損失；又傷官代表科學技術，所以歐美科技發達。傷官生財，科技產生財富也，故經濟發達。於是西方出現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此所以八字算命隨地域而改變也。以人為例，台灣當代學者李敖先生八字中（乙亥、己卯、辛亥、壬辰）傷官星旺，其人是標準的傷官性格：生平以抨擊政府嬉笑怒罵為己任。在1990年前，台灣尚有黨禁，故李敖數次入獄。90年以後其罵政府聲頻未減而未遭禍，實為台灣民主故也。如若其在大陸，早進秦城矣。
食神星主藝術，於經濟落後地區無所大用，普通百姓八字見食神星，不過善於美食、愛打扮臭美也。而在歐洲諸國如威尼斯等地，八字見食神星者則大都有較高之音樂修養也，其多沉醉於文藝復興大師之交響樂也！
偏印星主宗教，在我國，八字見偏印星者多被人認為是異類古董，而在海外多為人人尊敬的宗教人士。
戰爭年代，殺星得用，英雄遂有用武之地。溫瑞安與毛澤東八字略同，皆殺格用印，毛於戰爭年代，殺為人民戰爭，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為一代帝王，而溫瑞安於和平年代，只得在紙面上殺殺殺也――遂成一代武俠小說天王也！
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八字相同也有命運不同者。其有風水原因在，亦有家族風氣教育在，還有能量守恆的原因。清代吳熾昌《客窗閑話》載： “天下之大，每日萬生萬死。帝皇夭壽之日，豈無同者？昔明太祖密諭各布政，確搜與同八字之人（即與明太祖朱元璋八字一樣的人）。乃進三人：一僧、一俗、一市儈。帝以問劉青田（劉伯溫），亦無以對。故曰命理之微，聖人罕見之。” 又據記載，朱元璋當皇帝后深恐和自己同一生辰的人來奪他位子，想把這些人抓起來殺掉，後來抓到一個養蜂老人（可能就是上面說的“一俗”），朱元璋感到不解，就親自審問。一問才知老人養了十三箱蜂，相當於他管了十三省布政司的稅收。原來老人只是養蜂的皇帝，於是放心了，不再抓人。
文章寫至此，有客存疑問之：若是官本位影響了中國的科技發展，云何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科學技術在全世界遙遙領先？為何古代中國的GDP總值長期佔全世界30%左右，與今之美國類同？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羅伯特・坦普爾在李約瑟博士指導下，於1986年出版了《中國�D�D發現和發明的國度》一書，以簡明通俗的文字介紹了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書中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
我們只要對東西方歷史略有了解，此疑問便可豁然開朗。西方國家於公元5世紀到公元15世紀恰是黑暗的中世紀，當是時也，羅馬教皇建立了教皇國，教會統治非常嚴厲，並且控制了西歐的文化教育，嚴格控制科學思想的傳播，並設立宗教裁判所懲罰異端，學校教育也都是為了服務於神學。在教皇格高列里一世（590年~604年）時期，古羅馬圖書館也被付之一炬。此一千年文化思想之專制遠倍於中國也。
而中世紀的中國，儒家、道家、佛家并行於世，唐朝引進基督景教，又延請穆斯林入住繁華都市。文化教育方面，私學與官學並進，而道家與佛家之學從來為掌權者支持，其文化宗教之自由遠倍於西方諸國也。由是中國國民之傷官發揮遠遠大於西方也。此所以中世紀的中國之科技成果百倍於西方也。
而當中世紀以後，西方先是傷官配印式之文藝復興，而後則是激烈的傷官之啟蒙運動，經歷300年的進化，到19世紀西方已經成熟為民主自由之國度。
而在中國，中世紀后，明朝政府始興文字獄，專制統治步步加強，到19世紀之清代，文字獄更甚矣。於是傷官之氣被徹底壓制，從17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而到了19世紀，科技成果所佔比例劇降為0．4％。
客聽之，恍然釋疑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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