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逐漸開始會通，因西方邏輯以及建構理性主義的影響，清代沈孝瞻在深入探究傳統命理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種命學邏輯化的嘗試，這是《子平真詮》論命思路的文化根基，這種建構理性與中國傳統的體用觀念產生了契合，從而在傳統體用邏輯的框架下，重點對“用”方進行系統的梳理，分類，用各種格局來對體-用這種框架里的“用”進行研究。從而以用來彰顯日主這個“體”在整個八字中的狀態，也即日主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中存在。所以格局其實是對日主生存的客觀環境的一種考量。這是沈孝瞻《子平真詮》體系的論證基礎，也是研究《子平真詮》一書的思維起點。
當前研究命學之人，有格局傳統、盲派賓主、新派簡法等等，各自有各自體系，章法，但唯日主為論命主體的思維勿論，諸法統一，未見分歧，雖本人有年命，月命、時命法等創新，但理論目前依然建構中，畢竟不成熟，在此不論。對於格局傳統，日元為主的論法，這是諸多典籍的界定，無從非議。但近來命學研究者似乎對日元本身關注要麼太多，要麼太少。月令格局研究者，論命以月令為重心，凡命月令定格無可非議，然有甚者居然連日主本身旺衰都不顧，日元本身屬性都不顧，過於偏激。亦有旺衰論命者，只求平衡，而對格局則馬虎對待，凡八字中對日元有用，則為用；對日元無用則為忌；不分月時，不看年日，主次不分，體用不清，亦屬偏頗；其實，仔細研究后，不難發現，諸多研究者對命學的體系不熟，往往管中窺豹，不能見微知著。
《子平真詮》的核心思維上文談過，依然是體用之道，未能免矣。真詮的行文思路，首論天干地支，次論陰陽，然後談十干配合性情以及十干之旺衰；隨後才是論用神。以及用神相關的變化，取法，配合，用神高低，格局層次，成格破格變格，行運變化等等。這種行文思路，不難看出，同其他命學著作思路一樣，從最基礎的干支，陰陽以及干支屬性、旺衰出發，隨後才能有各種組合，框架，搭配；而這些隨後的搭配，組合，格局框架，用神都是對十乾的一種“用”的概念。論命的中心依然在於日元這個“體”；誠如第四節《論十干配合性情》一章論到“如甲用辛官，透丙作合，而官非其官；甲用癸印，透戊作合，而印非其印”，中心點在“甲木”，至於官也好，印也好，都是以甲為體的中心之下的“用”的層面。再如《論用神》一章，開篇即論“八字用神，專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八字的用神，整體上理解可以考慮為對八字有用的神；那麼是誰的八字，就是對誰有用；那麼以日元當成八字的屬主，主人；那麼八字中對日元有用的，就是用神，但是八字中未必一個用神，如同一個人有多重喜好，或者很多東西對一個人都有好的作用，那麼用神就未必是唯一的。但沈孝瞻認為，用神要“專求月令”，實際上有個邏輯轉換沒有明白表達出來：那就是對於日主而言，八字中對日主影響最大的就是月令，這是第一個邏輯層次；第二個邏輯層次，沈孝瞻認為的“用神”並非我們通常簡單考慮的“有用之神”或者說“發揮好的作用的神”，沈孝瞻認為的“用神”其實就是“日主能使用的十神”，他這個意義上的“用神”沒有價值判斷，也就是說，不管這個字（沈孝瞻主要指的是月令）對日主是好，是壞，在第一個邏輯層次選取月令這個字的時候，是沒有定論的，可好，亦可壞，好壞在於兩個邏輯層次：
第一個邏輯層次是：對照日元來講，有十神的吉凶劃分：財官印食為吉，殺傷劫刃為凶。但是這種吉凶只是一個概念上的，大的框架上的，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從後文沈先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勿論對日元是吉是凶，只要配合得好，都可對日主產生好的作用。這種吉凶的劃分，對日主來說其決定意義不大，這種劃分其實是為了後續的“相神”的介入做出的鋪墊而已。也就是說，先有了十神的吉神凶神的劃分，才有如何選擇“使用”的方式的考慮。於是吉神居月令，則順用―輔助性的，保護性的使用；凶神居月令則控制性，抑制性的使用。那麼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就可以明白，沈孝瞻的“用神”沒有吉凶的本質，或者說其吉凶的本質在於“相神”的配合，在於如何構築一個客觀的和諧的環境而已，在於其整體上對日主發揮的作用。是官還是殺，在本身上沒有任何吉凶，對日主不會產生明顯的吉凶意義，只有其與相神的配合，以及其他的配合才最終決定日主乃至命局的吉凶。
那麼其思維的邏輯就顯而易見：日主首先獨立出來，作為一個八字的中心，一個體，一個主體，一個核心。這是我們要分析命局的首先切入點。就如同一個人穿什麼衣服，首先我們要考察這個人，衣服本身其實無所謂美醜，關鍵在於這個衣服穿在什麼人身上，這個衣服只有搭配在一個具體人身上才有其意義，衣服是用來修飾人，打扮人，甚至定義人，穿警服未必絕對是警察，但是大多數是警察，這個毫無疑問，穿童裝未必絕對是小孩，但是大多穿童裝都是小孩。穿裙子未必是女人，但是大多穿裙子的都是女人。人才是主體，衣服是用來修飾人的客體。日主是八字的主體，格局是為日主所用的客體。那麼沈孝瞻日元配月令，格局分焉的說法，改成月令配日元，則格局分焉似乎更為符合他的理論。這是第一個邏輯層次，必須確立日元作為主體，其次考察月令訂立格局，那麼這個格局完全可以假設性的拋開日元，作為來考察日元的一種客觀環境；也就是說，格局實際上是對日元來修飾的一個衣服，一個論證的框架。但是很多人重視格局，卻忽略了日主的中心地位，大致上可能是初學命理的時候，直接旺衰論命為格局論命者所詬病，但是這種詬病發揮得太極端，就最終因為詬病旺衰導致連日主為中心都在自己的潛意識里給忽略了。
在確立了日元---格局（體―用）這樣一條模型之後，沈孝瞻分析的中心輕易的就轉化了，這個論證的過程沒有明說，基本一筆帶過，而且這筆鋒還顯得非常晦澀，讓我這個幾百年後的易學後生來進行詳細闡述。如何轉化？就是直接將體用之道中的“用”作為考察的中心，也就是說將格局作為中心，直接把對日主進行描述的體系（除了日主以為的7個字）進行格局化的建構，整合，把除了日元以外的7個字作為考察的重點，但是這7個字又有一個主次之分，其中對日主影響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月令，其次的就是與月令構成不同的組合，這種組合，就是格局，比如傷官生財；食神制殺；正官配印；傷官配印。。。。。。日元一直是排除在外的。
日元-----||傷官（月令）---其他干支（財）||----大運流年
日元-----||食神（月令）---其他干支（殺）||----大運流年
日元-----||正官（月令）---其他干支（印）||----大運流年
體--------用------大運流年
上圖就基本廓清了鄙人想要表達的意思，《子平真詮》重點考慮的是日主的客觀環境，對日主本身的旺衰強弱的處理並非沈孝瞻考察的重點。他的格局也只是眾多論命方法中的一種方式，除開日元之外其他7個字構成的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就是他所認為的格局，這個格局是用來定義日主生存的環境的手段。所以他的用神其實是整個格局，從某種意義上講，沈孝瞻運用的是一種類型學的分析模式，將日主以外的七個字構成一個類型，一個框架，來界定日主這個體而已。
那麼在這個格局的內部，有不同的類型，從大的角度分類，有的類型是吉利的類型，也即成格的類型；有的類型是屬於凶的類型或者不是很吉，也即破格的類型。直接說即是這種7個字的組合不太好，日主的生存環境不是很好，於是格局就存在高低，不同的組合配置導致了格局的高低之分。上文說了，格局是從日主出發研究八字的第二個邏輯：用的層面。那麼對於這個“用”因為有配合，有組合。就存在用中之用。如傷官生財這種格局，傷官是格局之用，這個傷官雖然是凶神，但是並無實際吉凶意義，只是為了來定義使用的方式，才認為是凶神。當生財的時候，整體配合就是吉的，當沒有財來配合，整體配合就是凶的了。也就是說，對於格局，其吉凶不能單獨從月令是官，還是傷，這種吉凶上去定義，真正的吉凶要看其組合來界定。所以組合很重要，配合很重要。於是在確立了月令這個第一層次的用之後，還需要有配合這個用的東西，那就是沈孝瞻所論的“相神”概念了。相神才是八字取用的核心，“傷相神甚於傷用”。官格也好，殺格也好，重點在於相神如何發揮作用。當官未必吉，傷官未必就壞，全在“救應”二字，無非就是相神如何配合，干支如何搭配，除日元以外的7個字如何組合的問題了，力量輕重，位置擺放等等。
簡單用圖形表示：
第一邏輯：日元為體、格局為用
第二邏輯：格局為體、相神為用
第三邏輯：八字原局為體，大運流年為用。
第二邏輯從屬於第一邏輯，第三邏輯從屬於第一第二邏輯的綜合。
第二邏輯第三邏輯最終都是為第一邏輯服務。日元才是八字的中心點。
（浙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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