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國考駕照

我的貧窮知己

　　來哥倫比亞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我剛走進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個棕發碧眼的男孩沖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器械放在這裏吧。”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們一起住了整整兩年半。拉斯是波蘭裔美國人,他身高178cm,骨骼寬大,他成了我在大學時代惟一的知心同夥。我們大多數時刻很快樂,在昏天黑地亂說八道中渡過。

　　 拉斯很直率,很詼諧,又愛搞開頑笑。我經常冷笑他“笨得要死,編程的速率比老牛拉車還要慢”,他也經常還擊我:“永遠找不到女同夥,見到女孩臉就比猴子屁股還紅。”

　　 哥大的學費加生涯費約莫一年1萬美元,這在1979年,對於一樣平常的美國家庭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需要靠自己打工來賺學費。我去做家教,厥後在學校的電腦中央打工。拉斯在學校食堂找了份廚師助理的事情,那時刻,他經常從食堂帶剩下的麵包和熱狗回來,我們也經常能大吃一頓。

　　 由於我們的經濟狀態相似,以是我們的時間表也差不多。下課之後我們都去打工。午夜我編完程,他洗完碗回來,我們躺在床上閑聊,有時刻時間晚了,我們倆都飢腸轆轆,冰箱里又沒有吃的,我們就去學校周圍的小店裡吃最廉價的炸雞。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沒有錢買機票回家過聖誕節,就都留在學校里尋找打工的時機。有一天,他從學校食堂搬回來25公斤奶油芝士,設計自己做蛋糕。我們設計做20個蛋糕,天天當飯吃,省出假期的飯錢。

　　 25公斤的芝士基本沒設施用通俗的攪拌器來攪,我們只好倒進一個大桶里,每人拿一個棍子使勁攪。做好了,我們最先天天吃同樣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後,已經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蛋糕的境界。直到七八天後,他突然對我說:“開復,天大的好新聞!剩下的蛋糕發霉了!”那天,我們倆坐地鐵到唐人街最廉價、菜量最大的粵菜館,叫了6道菜來慶祝蛋糕發霉。

　　 有一次,我們着實太餓了,午夜兩點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國菜館,要了7盤差其餘飯和面,通通吃光。結賬的時刻,看到光光的盤子,服務員不敢信託。她上上下下地端詳桌面和桌腿,然則什麼也找不到。“豈非你們真的把這些都吃光啦?”服務員問。我們點頷首。“天啊,你們要不要叫救護車?”服務員驚呼。

　　 “做蛋糕”這個詞,厥後成了只有我們才氣聽懂的暗語,就是指做統一樣器械做得太煩了,直到讓我們噁心。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同夥。我們一直都通過电子郵件舉行聯繫。拉斯結業多年之後,做出了異常美國化的選擇,他放棄了一家美國證券所IT工程師的豐盛薪水,到德國開了一家畫廊,娶了比他小10多歲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軟打訟事的時刻,他還專門打電話跟我說:“你需不需要一小我私人幫你做人格擔保?”我雖然很謝謝他,但我跟他說自己的人格沒有問題,不用他擔保。他又說:“實在我也知道這點,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有一個同夥永遠站在你身邊。”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歡做蛋糕的習慣保留了下來。每年聖誕節,他都要寄給我一個他親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然則,聖誕節時他從德國寄出,等我收到的時刻,基本上已經到春節了,我們全家誰都不敢吃這個蛋糕。因此,我發郵件給拉斯,謝謝他從德國傳來的祝福,然則讓他不要再寄蛋糕給我了。可拉斯回信說:“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調回微軟在西雅圖的總部事情。那一年,由於遷居的事情十分繁重,我遺忘了告訴拉斯。效果,拉斯又寄了個蛋糕到我原來的地址,效果,郵政系統查無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裡。拉斯接到蛋糕十分驚訝,他發了封郵件給我說,“你知道嗎,我一直以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種古老的防腐方式,以是,當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聖誕節寄給你的蛋糕時,我在想,我終於有時機試試這種防腐的方式是不是管用啦。現在,我很喜悅地告訴你,開復,我把誰人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新聞是,我還在世。”

兩道選擇題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