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人上七鼓
文革時期的民俗徵象
“文革”十年，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主要而又特其餘時期。簡樸說來，“文革”的發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涯中某些因素逐漸累積的效果；同時，“文革”的遺產，至今仍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響的存在。這即是研究“文革”的意義所在。
已有的關於“文革”的學術研究,主要有兩個差其餘角度,一是歷史學的，一是政治學的.歷史學主要以展現那時的歷史真相為目的,政治學則主要以權力的看法為特徵。然則,新的例如民俗學和人類學的角度,或許也是需要的。由於,不能說“文革”十年，中國人的民俗生涯完全中止了,“文革”形成了誰人時代的風俗，例如，女性擇偶以工人和武士為理想等；而且，誰人時代也有自己的文化締造，例如，“革命謠諺”，知青歌曲和種種諷喻作品等。十年間的民俗文化雖然遭受了很大的損壞，但人們用以損壞下層民俗文化的工具與武器,仍是民俗層面的“文化”。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把“文革”只明白為決議層權力鬥爭的政治學看法,經常有可能忽視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文革”歷時十年,十億多中國人民險些無一破例地捲入其中;這場運動從一切方面看來,都是“中國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轉換一個民俗學的角度,或許有助於我們靠近組成“文革”土壤的中國民間社會與反映於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國國民性。
偶像崇敬
通常，“文革”可被明白為現代中國的一場“造神”運動。在“文革”中，人們確實是把毛澤東視為神的，通常與毛澤東有關的一切事物，都是神聖的和絕對不能嫌疑的。不僅云云，對於毛澤東的信仰，還具備了偶像與一神崇敬的屬性。
毛澤東的巨型塑像，普及中國各個大，中，小都會的中央廣場上，在險些所有的機關禮堂或集會室里，無一破例的部署着毛澤東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並莊重地與人們一起，介入人們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流動，在種種禮儀中接受人們的頂膜星期。與運動相隨同的社會政治發動，一直深入到每個家庭，觸及到每一小我私人，因此，小型的毛澤東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請進了每個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聖空間里佔有了至高無上的職位，已往，那些位置是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種種神明所佔有的；通常的情形是將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集會室或禮堂里的毛澤東塑像為焦點，劃分形成了各自的禮儀空間，人們在這裏舉行種種星期和表敬儀式，如高唱頌歌和語錄歌，做語錄操，跳“忠字舞”，“早叨教，晚彙報”等等。尤其極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帶有毛澤東的像章，種種質料和種種型制的毛澤東像章，聽說有幾千種之多，從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聽說，由於製造毛澤東像章，消耗了過多的鋁，以致於沒有足夠的原質料製造飛機。有些人甚至還把毛澤東像章，直接別在自己的肉體上。
“忠字舞”是那時盛行的整體向毛澤東表忠的一種群眾舞蹈。人們佩帶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語錄》，圍繞成象徵紅心的圓圈，然後，一起邊歌邊舞，做出許多與歌詞內容響應的動作。聽說，在瀋陽火車站，曾有過不會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車的事。
毛澤東的畫像與照片，日復一日的泛起在大巨細小的報紙上；縱然是在十分偏遠的農村和山區，農戶和山民家的牆壁上，也噴漆塗有毛澤東的像。一方面是絕對的崇敬，另一方面則是絕對的禁忌，無論有意照樣無意，若有損壞或污損毛澤東像的行為或事情，當事人就可能被視為“現行反革命”。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故宅，他生涯過的一切地方，都被當成了“聖地”；他的一切閱歷都成了“聖跡”；他的著作成了聖經；他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不容嫌疑的“詔書”。人們不厭其煩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澤東表達“三忠於四無限”的刻意，除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盛行一時的以“最，最，最”為特點的“致敬電”徵象之外，最典型的另有“早叨教，晚彙報”。“早叨教，晚彙報”，是指人們在天天開工，上班，睡眠，甚至飯前，整體或小我私人肅立在毛澤東的畫像或塑像之前，瞻仰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紅寶書”並貼至胸前，向毛澤東表達忠心和敬意，祝願毛澤東“萬壽無疆”的宗教儀式。人們在“早叨教”之後，才氣各就列位地最先一天的事情與生涯；在“晚彙報”，向毛主席講述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為之後，才氣安然睡眠。
這一切固然隨同着權力的集中歷程，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神秘化一定與極權化相聯繫。不僅云云，信仰的高度集中，還意味着意識形態的極端統一化，而這是以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為條件的。破除對種種“牛鬼蛇神”的迷信，才氣將信仰集中並統一於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從多神到一神的歷程。
紅色的中國
中國民間以為，紅色具有熱鬧，喜慶，溫暖，驅邪，警示等意義或功效。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也以紅色作為象徵。這兩個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紅的“紅海洋”徵象。
１９６６年，毛澤東戎裝並佩帶“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天下各地的紅衛兵之後，“紅司令”與“紅衛兵”，“紅小兵”之類組織之間，便有了特殊的關係。人們用紅心來表達對“紅太陽”毛澤東的忠誠，人手一冊“紅寶書”，時時高唱《東方紅》。把毛澤東比喻為“紅太陽”，在都會社區里就泛起了“向陽院”，人們自喻為葵花，取其圍繞太陽之意。在寬大城鄉的大街小巷，店肆門面和民居牆壁之上，四處都塗或繪有毛澤東與紅太陽相組合的圖案，以及紅底黃字的語錄牌和語錄匾，另有林林總總紅色的口號與口號。
盛大的聚會或遊行，總是由紅旗，紅花，紅色的綢帶與彩車組成。
樣板戲中有《紅色娘子軍》與《紅燈記》。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開門紅”，五月由於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紅五月”。
人際關係中，要求“一幫一，一對紅”。除了“全家紅”以外，另有“天下山河一片紅”（除台灣外）。
天下各地確立了許多“東方紅廣場”。至於地名和人名，也一時“紅”的發燒，以致於厥後由於地名重複而無法投遞信件，人名重複也引起了許多窮苦，到“文革”竣事後，有許多人不得不更名。
與“紅”相對的，固然是“黑”。人們被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擁有“紅色”血統的人們（根正苗紅），被視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資源和時機。“文革”中曾普遍撒播的一句口號是“老子英雄兒英雄，老子反動兒忘八”，這使我們很容易想起一句著名的民間謠諺“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身世不紅的人，曾對此種血統論示意過嫌疑，但隨着遇羅克＜身世論＞的冤獄，人們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統論。這隻能說明“一人有罪，株連九族；一人得道，一人得道”的看法在中國民間有十分普遍的基礎。血統論云云壯大，以致於許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力與自己的家庭身世劃清界線，他們雖然加入不了紅衛兵之類的紅色組織，但通過組成“紅外圍”，以便與“紅”確立起一點聯繫。血統論不僅為多數人提供了平安感，還為迫害那些身世欠好的“少數人”提供了依據。於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們的祖墳和株連，就成了人們見責不怪的尋常之事。我們知道，在中國民俗里，祖墳有陰佑後裔的功效，挖祖墳和揭破某人的祖先，可將對手置於異常尷尬和晦氣的處境之中。
此外，讓“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陰陽頭，掛黑牌，遊街示眾，也是很中國傳統式的侮辱對方人格的方式。由於，示眾意味着徹底摧毀對手的“體面”。與“早叨教，晚彙報”差異，有“罪”者對毛澤東行的儀式叫做“請罪”，“請罪”通常要跪在毛澤東的畫像眼前。
語文巫術
“文革”中的語文巫術，也是一類十分典型的民俗徵象。
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
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甚至“詔書”。語錄本，成了每小我私人的必備之物，語錄牌和語錄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場所需要的裝飾。天天的報紙，都在顯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語錄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須引用毛澤東的話，為了示意莊重，語錄還要用特其餘字體來示意。人們以為，只要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就會有說服力，就感應平安。“四大”中的大爭執，現實上就是相互打“語錄仗”，人們劃分以差其餘語錄為依據，相互攻擊和反駁。“向陽院”的外部特徵，就是必須要有抄着毛主席語錄的黑板報或牆報。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天下共出書＜毛主席語錄＞約七億四千多萬冊。人們一事當前，必誦語錄警句，用毛澤東頭腦武裝起來，先獲取偉大的“精神食糧”和“精神武器”。凡有群眾聚會，必齊揮語錄本，高呼口號，或掀開語錄本，整體選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澤東有最高和最新指示揭曉，則舉國若狂，人們敲打鑼鼓，載歌載舞，通宵達旦地歡呼。通常，轉達最高指示是不能住宿的。
報紙上曾刊登過這樣一個故事：某社員家中失火，他不去搶救衡宇和家裡的財物，而首先拿起紅寶書往外沖。報紙的談論說，貧下中農覺悟高，＜毛主席語錄＞是貧下中農的命脈。這使我們遐想到，在老國民中存在的“敬惜字紙”之類的善良習慣。
在一切儀式上或種種場所，“萬歲”，“萬萬歲”和“萬壽無疆”，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問題是人們真的信託這些詞彙所具有的寄義。“早叨教，晚彙報”，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天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語錄卡和傳單，學習班，講用會，履歷交流會，毛澤東頭腦宣傳隊，以及“活學活用”，語文巫術在禮儀化和形式化的歷程中，到達了至高無上的境界。人們越來越注重“說”和“寫”，而不是“做”。語文巫術也越來越影響甚至控制了人們理性頭腦和行為的能力。口號和口號泛濫成災。地名和人名中的“衛東路”，“向陽大院”，“紅衛巷”，“向陽大街”，“東方紅廣場”，“忠廷兵”，“左紅兵”，“李反修”，“趙文革”之類，也不外乎是語文巫術的一種显示形態。與語文巫術相聯繫的，另有語文的禁忌。文字獄，諱名，數不盡的“反標”事宜，在“敵人”的名字上打以紅色的叉，或把他們的名字寫的顛倒起來，“炮打”，“油炸”，“火燒”的詛咒，行使諧音漫罵，等等，無一不是語文黑巫術的显示形態。
西紅柿，由於犯忌而被改成了“東紅柿”。無獨佔偶，南京鐵路修建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窯的西側事情，苦於東風刮來窯煙，無意中說了一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的話，不想被指責為與毛澤東的名言“東風壓倒西風”相匹敵，從而被處以管制三年的責罰。
固然，“文革”中的巫術行為，遠不止語文方面。受毛澤東接見，與他握過手的人，為了那份殊榮，會長時間內不洗手，這顯著的是基於熏染巫術；紅衛兵的大串聯，實在就是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模擬，這豈非不也是一種巫術嗎？
中華頭腦
生男生女習俗之報更
“文革”中曾有一種關於“天下革擲中央”的說法。這種說法以為，無產階級的天下革命，履歷了革擲中央從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到俄國（列寧和斯大林的時代），再到中國（毛澤東的時代）的轉移。於是，中國革命就在天下革擲中具備了特其餘主要性。那時，人們信託中國是天下革命的憑證地，以為在帝修反的籠罩中，只要中國不倒，只要中國穩固修，天下就有希望。林彪在題為《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中，還將第三天下比喻為“天下的農村”，以為它籠罩着北美和西歐等“天下都會”，信託一場以中國革命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戰爭”，將能夠最終埋葬帝國主義。
實在，這種說法的頭腦基礎，就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即“中華頭腦”。“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於象徵性的照片，畫面是在天安門前，有許多外國人圍饒着毛澤東，它的主題是天下人民熱愛毛主席。在此種理論里，天下人民尚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去拯救。以是，中國人竭盡全力的支援其他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甚至自己勒緊褲帶。在“文革”中，人們信託這種神話，完全遺忘了中國在天下中簡直切位置。
與“中華頭腦”相聯繫的，是“文革”對一切外來文化的拒絕。自１９世紀後期以來，把西方或外洋的一切文化通通視為妖術邪說的情形，一再見於一次又一次“土著”傾向的社會運動之中，如義和團運動等。這實在是一個傳統，甚至在《山海經》的異民族觀里，就有明確的體現；它只不外在“文革”中再次泛濫，显示的尤其典型而已。由於“中華頭腦”的影響，中國人往往不能準確地處置好自己與天下的關係，要麼盲目自信的要“嚮導”天下潮水，堅信中國在天下上佔有着焦點職位；要麼自離於天下潮水之外，以“名譽伶仃”的形式與天下相匹敵。值得注重的是，在“文革”中，這兩種傾向竟然相互糾和為一體,一方面自封為天下革命的憑證地，說天下革命的成敗繫於中國，另一方面又閉關鎖國，閉目塞聽，自我阻隔而獨走於天下生長的事態之外。１９７３年的“蝸牛事宜”，將美國公司贈予我方的玻璃蝸牛工藝品，視為對方侮辱我們“爬行”，進而大作文章。實在，蝸牛在美國象徵著祥瑞與幸福。
“中華頭腦”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大一統的“天下觀”。這在“文革”中也有異常典型的显示，例如，來自少數民族的頌歌流行一時；經由權力的重組之後，造反派的大團結，被說成是“從大亂到大治”；天下實現“一片紅”，這隻是走向天下革命最後勝利的第一步；用把天下辦成“毛澤東頭腦大學校”的方式，使意識形態實現絕對的統一。
二元對立的邏輯
“文革”曾批判過所謂“二元論”，但那是就政治和營業的關係而言的。實在，政治和營業的兩分法，正好就是基於中國民間文化里的二元邏輯而確立的。類似的二元分類及其相互鬥爭，在“文革”中另有以下許多方面。
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蹊徑與資源主義蹊徑，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毛主席的革命蹊徑與劉鄧反革命蹊徑，香花與毒草，紅與黑，好人與壞人，造反派與保皇派，左與右，革命與反革命，公與私，整體主義與小我私人主義，群眾（外行）與專家（內行），貧下中農與田主富農，紅與專，多數與少數，精神與物質，人與物（天，自然，武器），內與外，等等。這類兩分法的邏輯，泉源於中國民俗的頭腦方式，在“文革”中體現的尤其突出。
不外，二元對立並不意味着沒有價值着重，相反，它以價值着重為基本條件。例如，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中，價值着重為一分為二；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中，價值着重為興無滅資；在左與右的衝突中，價值着重為寧左勿右；在公與私之間，價值着重為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眾與專家的關係中，價值着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於物的矛盾里，價值着重為人定勝天；在多數與少數的關係中，價值着重為多數人（群眾）的專政；在紅與專的關係中，雖說又紅又專，但價值着重現實上為政治挂帥；在整體主義與小我私人主義的關係中，價值着重為整體主義，而小我私人主義被以為不是小我私人享樂主義，就是小我私人英雄主義，小我私人主義總是與封資修相關；在內與外的關係中，價值着重為內，不僅強化內外有別，還總是把海內的問題和難題，歸因於外部敵人的損壞。
“大同”與“千年王國”
“文革”是毛澤東親自覺動的一場旨在實現他的理想的運動。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他的頭腦中，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大同”之夢和中國农民社會裡與小生產相關聯的“理想國”夢想。
毛澤東用高人為，低就業的方式，開端在一個時期內解決了都會中平均分享財富的問題，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義方式，解決開國后的农民問題，實現天下公正與大同的實驗，卻以失敗而了結。天下七萬多小我私人民公社，謀劃了幾十年，帶來的卻只有貧困。“共產風”的食堂大鍋飯的停業，並未使他明了，他不僅堅持人民公社的實驗，還進一步確定了繼續革命的目的。
“文革”確實是從對於文化的革命最先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宣布的“十六條”，把剋扣階級的“舊頭腦，舊文化，舊習慣，舊習慣”即“四舊”，視為革命的工具。毛澤東希望徹底改變人們的看法，道德，習俗與頭腦。然則，毛澤東善於損壞一切現存天下的秩序，而不太善於確立他頭腦里構想的誰人全新的天下。毛澤東設想的新天下，基本上可用他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揭曉的“五七”指示來說明，而且，他在農村的人民公社烏托邦之中，進一步引入了新的內在，即軍事的烏托邦。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天下呢？
首先，這是一個沒有和否決社會分工的天下。在這個社會裡，武士不僅要學軍事，還要學習政治，學習文化，不僅要從事農副業生產，還要辦一些工廠，同時，還要介入地方的群眾事情和批判資產階級。不用說，工人以工為主，也要蒹學政治，軍事與文化，並批判資產階級；农民以農為主，也要蒹學軍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以學為主，蒹學別樣，不只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現實上不認可社會分工，更不認可分工意味着提高。
其次，這是一個學校式的社會，也許他以為，學校式的社會更有活力。在他看來，天下都應該成為一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天下人民學習解放軍。毛澤東要求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進而希望天下都像解放軍那樣。在這個大學校里，人們相互學習，人人一起學習解放軍，一起學習毛澤東頭腦。在這個大學校里，知識分子沒有若干職位和用處，由於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知識”，在其中沒有多大用場。不用說，這是一個各方面包羅制服與髮型，都整齊同等的社會。
第三，這是一個只認可“道德人”，而不認可“生物人”的社會。雷鋒，傑，愚公，張思德，白求恩，歐陽海，劉英俊，一個又一個的英雄人物，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不能攀。有許多英雄人物，在犧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或者在臨死時手中還要緊握語錄本。一方面樹立一個又一個高峻而又絢爛的楷模，要求人們學習再學習；另一方面，則通過“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閃念”，甚至“群眾運動”等觸及靈魂的方式，來舉行頭腦革命。毛澤東的理想是確立一小我私人人“毫晦氣己，專門利人”的道德社會，他甚至把知識分子的知識，也視為“私有財富”，從而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他要求祛除一切可能導致資產階級法權的泉源，而完全忽視了人的物質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說，這是一個貧富平均，自力重生和知足常樂的社會。毛澤東想通過土地的國有，整體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來控制小農以及可能發生的“資產階級法權”。顯然，平均主義在中國民間有着深摯的基礎，毛澤東不僅知足了人民的此種願望，還把它當做十分有用的資源而充實的加以行使。回歸“延安精神”，被賦予了近乎絕對的價值，異常不幸，原本十分難得的自力重生精神，卻與關門主義連繫了起來，使它險些成了盲目排外和閉關自守的近義詞。此外，
“憶苦思甜”不僅成為人們感恩感恩的表達方式，還成為忠告人民知足常樂，阻止慾望的最有用的基本途徑。在這個社會裡，不僅慾望獲得控制，而且不需要戀愛，由於她屬於“小資情調”，這一點若干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相似。
為了確立這樣理想的“大同”社會，毛澤東接納了尋乎異常激進的途徑和方式：讓處於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擬青年毛澤東，大“鬧”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權威挑戰，搗毀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損壞一箇舊天下”；讓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的刷新與“再教育”；讓工，農，兵可以直接上大學，甚至還要他們來治理和刷新大學，而且，這一切不必經由任何諸如考試之類的程序；讓大，中，小學及所有教育部門，一概“開門辦學”，以社會為課堂；或爽性在工廠里開辦“七二一”大學；讓機關幹部去“五七”幹校勞動磨鍊；讓都會裡的醫務事情者，去鄉下為农民服務，進而在農村鼎力建設农民自己的醫療隊伍即“光腳醫生”；在軍隊中作廢軍銜制，把軍隊建成“大學校”，並把天下建成軍營，全民皆兵，工廠，農村，學校，機關，商鋪，一概接納“團，營，連，排，班”的建制；讓軍隊去“三支兩軍”，執行管制，宣傳，和訓練全社會的職能；讓昔人的（如春節）和洋人的一切“四舊”（封，資，修）一切見鬼，而代之以毛澤東頭腦。
於是，就泛起了許多按常理很難明白的怪事，例如，象小靳庄那樣，“社會唱戲，請人種地”；考試答白卷者，照樣可以上大學，等等。
事實解釋，毛澤東簡直損壞了他不喜歡的誰人天下，但他並沒有能夠確立起他所憧憬的“新”天下，由於，他的理想不外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現實上，毛澤東未能在破除“四舊”以後，詳細地提供什麼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舊”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說也是舊的。
從文化人類學關於“土著主義運動（千年王國運動）”的剖析角度出發，可以說，“文革”在相當水平上，具有“土著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徵。例如，豈論毛澤東是否意識到或是否願意，他都以“先知”，“導師”，“預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泛起；在他身邊或被他信託的人，現實上充當了類似於薩滿或牧師的角色；運動以宗教狂熱的方式睜開；其指向雖說是與傳統相決裂，但現實上，仍以回歸“傳統”為特點之一，這個“傳統”不僅是“革命”的（長征和造反），而且，照樣歷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義）；運動的目的是確立一個美妙和永恆的新天下，信託這個新天下在人類歷史上，具有普同和最終的意義（被中國的鄉俗社會加以刷新后的“共產主義”）；絕對的排外和與外部天下的距離及對立（反帝，反修和打垮各國反動派）；等等。“文革”簡直具有極端排外的性格，“洋奴”，“賣民賊”，“裡通外國”的罪名，隨時可以確立，與外洋的任何聯繫，都可能是危險的。在與外部天下的匹敵中，人們有顯著的危急感，“備戰，備荒”，就是為了應付危急的。
憑證有關“土著主義運動”的理論，傳統社會的停業，固有文化所受外來文化的襲擊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危急，外部天下的壓力等，通常組成促發“土著主義運動”發作的基本靠山。回首本世紀５０年月至７０年月，中國數千年的社會傳統面臨艱難的轉型；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種外來的文化）面臨進一步“中國化”的義務；西方各國對新中國的封鎖，以及與蘇聯的反目，使中國陷入先是被伶仃，然後是自我的“名譽”伶仃等等，都對“文革”的發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關主要的影響。
毛澤東“熱”
１９９０年月初期以來的近幾年，中國大陸興起了一陣引人注目的毛澤東“熱”，於是，有人說，中國人再次發現了毛澤東。實在，毛澤東從來都沒有被遺忘過。
在雲南某地，曾泛起過一個“幽靈中央”。人們相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死後都來到了當地某個墟落之旁，他們在冥冥之中經常召開集會，為當地老國民排憂解難，聽說還頗有些靈驗。在西藏牧區，牧民的帳篷里始終把毛澤東的畫像與達賴啦嘛相併列。在陝西南部山區，人們為死者舉行葬禮時，通常要播放《葬禮舉行曲》，這首官定的曲子在１９７６年為毛澤東舉行國葬時，為老國民所熟悉，往後，便撒播民間，成為禮樂化為禮俗的一個典型例證。在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前來瞻仰遺容的行列，一直就沒有中止過。在民間的口碑里，有許多關於毛澤東的神異傳說，其中一則，說毛澤東警衛軍隊的番號８３４１，早就示意了毛澤東能活８３歲，能掌權４１年。我的一位同夥以一篇題為《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的小說，獲得了某刊物的一次天下大獎。
毛澤東去世后，給中國留下了權力和信仰的真空。當人們不得不反省“文革”的失誤時，在情緒上卻寧願把毛澤東和他身邊那些推波助瀾的人區別開來。有一個時期，周恩來成了人民移情的目的。
毛澤東生前的造神運動竣事了，但他死後，又在民間最先了新的造神。他固然不必為他死後的造神認真。從中國民間信仰的特徵來看，毛澤東簡直可能成為鄉俗社會諸神崇敬中新的一員。
在都會裡，司機把毛澤東的畫像，懸挂汽車的在駕駛室里，那不僅是一種時髦，還若干具有了平安護身符的性格。＜紅太陽＞盒帶的流行，喚起了一代人的懷舊情緒，“文革”可以被否認，然則，那曾是他們的時代，他們的青春，熱忱和夢幻，都與誰人時代牢牢相聯。不外，對＜紅太陽＞用現代音響的手藝，氣概和意念加以處置，其效果已不再是殿堂里的頌歌，而是盛行音樂的一部門。這也許再好不外地說明，眼下的毛澤東“熱”，只是新的一輪社會盛行徵象，在都會，它是市民社會中民眾文化的一部門；在農村，它是民間民俗與鄉土文化的新內容。
新聞，出書，影視等民眾流傳前言，有意或無意地渲染了毛澤東“熱”，但他的形象卻日漸少了“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而日漸多了“民族主義”的色彩。雖說在毛澤東“熱”中，仍然若干有意識形態的走向隱藏其中，但其主流卻是群眾心理在市場經濟眼前的不安，以及對由毛澤東代表的誰人平均主義社會和時代的依戀與眷念。
酒與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