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中的“陋習”
具有文革特色的“中華頭腦”
“文革”中曾有一種關於“天下革擲中央”的說法。這種說法以為，無產階級的天下革命，履歷了革擲中央從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到俄國（列寧和斯大林的時代），再到中國（毛澤東的時代）的轉移。於是，中國革命就在天下革擲中具備了稀奇的主要性。那時，人們信託中國是天下革命的憑證地，以為在帝修反的籠罩中，只要中國不倒，只要中國穩固修，天下就有希望。林彪在題為《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中，還將第三天下比喻為“天下的農村”，以為它籠罩着北美和西歐等“天下都會”，信託一場以中國革命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戰爭”，將能夠最終埋葬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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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實，這種說法的頭腦基礎，就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即“中華頭腦”。“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於象徵性的照片，畫面是在天安門前，有許多外國人圍饒着毛澤東，它的主題是天下人民熱愛毛主席。在此種理論里，天下人民尚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去拯救。以是，中國人竭盡全力的支援其他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甚至自己勒緊褲帶。在“文革”中，人們信託這種神話，完全遺忘了中國在天下中簡直切位置。
與“中華頭腦”相聯繫的，是“文革”對一切外來文化的拒絕。自１９世紀後期以來，把西方或外洋的一切文化通通視為妖術邪說的情形，一再見於一次又一次“土著”傾向的社會運動之中，如義和團運動等。這着實是一個傳統，甚至在《山海經》的異民族觀里，就有明確的體現；它只不外在“文革”中再次泛濫，显示的尤其典型而已。由於“中華頭腦”的影響，中國人往往不能準確地處置好自己與天下的關係，要麼盲目自信的要“嚮導”天下潮水，堅信中國在天下上佔有着焦點職位；要麼自離於天下潮水之外，以“名譽伶仃”的形式與天下相匹敵。值得注重的是，在“文革”中，這兩種傾向竟然相互糾和為一體,一方面自封為天下革命的憑證地，說天下革命的成敗繫於中國，另一方面又閉關鎖國，閉目塞聽，自我阻隔而獨走於天下生長的事態之外。１９７３年的“蝸牛事宜”，將美國公司贈予我方的玻璃蝸牛工藝品，視為對方侮辱我們“爬行”，進而大作文章。着實，蝸牛在美國象徵著祥瑞與幸福。
“中華頭腦”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大一統的“天下觀”。這在“文革”中也有異常典型的显示，例如，來自少數民族的頌歌流行一時；經由權力的重組之後，造反派的大團結，被說成是“從大亂到大治”；天下實現“一片紅”，這隻是走向天下革命最後勝利的第一步；用把天下辦成“毛澤東頭腦大學校”的方式，使意識形態實現絕對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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