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瑤婚俗中的戲謔事象與女性狂歡
花瑤族是一個古老而浪漫的民族，主要分佈在湖南隆回地區，這支僅七千餘人的原生態部落隱藏在湘西南巍峨綿延的大山深處，長期不為外人所知。直到今天，花瑤族還保留着古老、怪誕、神秘的婚嫁習俗，其聖潔而瘋狂的婚禮被喻為“撩人心扉的原始生活畫卷”，蘊藏着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本文通過對花瑤婚俗中戲謔事象的分析，認為花瑤婚禮是女性狂歡的集體展演，表現了原始部落社會渴望繁衍生息、追求狂野浪漫的心理需求。
在湖南隆回雪峰山余脈地區虎形山一帶，生活着一支七千餘人的古老民族，這支自稱“唔奈”的民族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民族調查中因服飾艷麗、頭戴花斗篷而被被命名為“花瑤”，屬過山瑤的一支。但其與其它瑤族支系不同的是，他們不知道瑤族鼻祖“盤王”，也不過“盤王節”。由於長期居住在大山深處，這個民族至今仍承襲着他們祖先代代相傳的古樸遺風，其圍山打獵、挖葛燒炭、對歌傳情、挑花待嫁等奇風異俗再加上千年古樹、飛瀑石壁等風景名勝每年吸引了不少遊客。目前，這個地區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項，分別是花瑤挑花、花瑤嗚哇山歌，省、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各1項，分別是花瑤“討僚皈”和花瑤山歌。近些年，當地政府對花瑤地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開發，花瑤文化逐漸揭開了神秘面紗，在一些地方學者的积極推動下走向了世界。
據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瑤族祖先“積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製皆有尾形”。宋代劉摯撰《蔡弈墓誌》說：“潭、邵間有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r人居之，號曰莫�r。”由於這個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故許多能反映民族歷史的資料並不多見。前人研究資料表明，花瑤民族經歷了由四處遷徙到最終定居的過程，民族遷徙的記憶深刻地影響着他們的思維、習慣以及傳統等生活的各個方面。1997年版《邵陽市志》記載：“今隆回小沙江一帶自古為梅山峒地，據奉姓、沈姓等族譜記載，奉、沈、蒲、劉、步、回、丁等姓花瑤，元代因受統治者的歧視和征討，被迫離開世居的江西吉安田盧，西遷貴州，后又輾轉廣西桂林一帶，元末再從桂林從北徙，經義寧、城步遷至今湘西南的洪江。明太祖年間，從洪江遷居漵浦龍潭等地，以後更向深山密林徙進，插標為記，相繼定居在今隆回縣西北的麻塘山、小沙江、龍坪、虎形山、茅坳等地和今洞口縣大屋瑤族鄉和桐山一帶。”
從隆回縣城坐車到小沙江鎮距離約為93公里，虎形山地區山勢起伏跌宕，平均海拔1350米，花瑤人民依山築寨，聚族而居。當地流行着這樣的諺語：“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對面喊得應，走路半天多。”[2]兩個相峙而立的山頭寨子，推開窗門就看得見，招手寒喧也聽得清，但要走到一起卻得費上老半天功夫。花瑤族獨特的歷史背景、山高谷深的地理環境孕育了花瑤地區古老而怪誕、聖潔而瘋狂的婚嫁習俗，“媒人公”說親、“攔門酒”、“打泥巴”、“打蹈”等一系列繁縟而粗獷的婚姻儀式蘊藏着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密碼，筆者試結合地方文獻及田野採風資料分析花瑤婚俗中的戲謔事象及女性狂歡的象徵性展演，深入挖掘花瑤文化的原始意義。
（一）“媒人公”的角色及非對稱性戲謔
拉德克利夫・布郎在他的《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一書中從親屬制度框架里探討了戲謔關係（joking relationship）對社會關係整合、對世系群聯合的結構性功能，他指出，“在戲謔關係中，習俗允許，有時是要求一方嘲弄或取笑另一方，而後者不得動怒。”[3]戲謔事象是社會關係中輕鬆、浪漫的人類行為，在習俗允許和適宜的民俗場景的條件下，戲謔關係才能產生。布朗認為，姻親、氏族之間普遍存在張力和敵意，戲謔是敵意和友好兩種情感的奇妙結合，對於侮辱無動於衷的友情經受了社會關係的考驗從而維繫了社會聯合。他發現戲謔者存在兩種關係模式，對稱性與非對稱性。在對稱關係中雙方皆可對等地嘲弄和取笑對方而不動怒；在不對稱關係中，年齡和地位高的一方可以嘲弄另一方，而對方只能默許而不能回敬。
花瑤婚俗中擔任媒人的是族群中德高望重、知識廣博且善唱山歌的男子，被人們稱為“媒人公”，深受族人的愛戴。一般來說，花瑤婚禮上的媒人有兩到三個，以搭錢說親的“媒人公”為主，其他的（花瑤人稱“郎客”）負責協助媒人公。娶親當天, 男方送禮的人丁在“媒人公”的率領下挑着禮擔, 在天大亮前趕到女方寨子，進寨后，要經過幾輪“攔門酒歌”的鬥智斗勇，而且要贏了才可入寨。“媒人公”將帶來的紅油紙傘豎放於女方堂屋神龕上，倘若女方接受這門親事，則會將事先準備好的12個彩色絨線球（花瑤人稱“貝包”）系在傘骨上，然後將傘原樣放好，才開席招待客人。待喜酒飲過四輪，門外鞭炮一響，“媒人公”必須立即抓過神龕上的油紙傘往門外逃離，早就守候在門外的女人們蜂擁而上，手捧濕泥奮力追擊，將濕田泥往“媒人公”身上亂塗，女人們邊塗邊唱：“最壞的就是媒人公，我們姐妹朝夕相處，從不分離，卻被他們一個個騙走了！”[4]媒人公、郎客們遍身濕泥，不但不能惱怒，反而喜笑顏開。因為在花瑤人看來，媒人身上的濕泥塗得越多，就意味着新人往後的日子越加幸福、美滿，山寨亦會更加興旺、發達，而且媒人身上滿是泥巴的衣服要掛上三天三夜才能洗去。
從“打泥巴”習俗中可以看出，“媒人公”作為族內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婚禮中遭到“女人們”的責罵與侮辱，他們之間構成了一種“非對稱性戲謔關係”。這種非對稱的戲謔關係及其行為，實際上不但沒有引起“媒人公”的不滿，反而被認為是得到了族人的認可和祝福。戲謔事象的存在讓女性在同伴的婚禮上表達不滿的情緒，在戲謔過程中，“威望”受到了挑釁，正常的秩序、等級被打破，女性的集體反叛和狂歡意識在戲謔中被激活，從而也緩解了女方家庭失去人丁所產生的焦慮情緒。瑪麗・道格拉斯認為，戲謔是正式的東西被非正式的東西進攻，制度和控制被充滿活力的東西顛覆，從而不但緩解下意識的緊張，也降低了社會監控成本。戲謔類似於儀式但有所不同，儀式加強秩序、等級，創造和諧、統一，而戲謔則製造紊亂，詆毀和貶低等級、秩序。[5]
據1994年版《隆回縣誌》記載，花瑤所在的虎形山地區“旱土肥力低下，養分短缺……山地土壤，從939個化驗樣本結果統計，有機質含量平均為1.32%，全氮為0.067%，均屬劣等。”[6]花瑤民族歷史上“以刀耕火種為業”，平時以圍山打獵為生，這種農業與狩獵互補的生活方式對他們的人際關係、交往方式、倫理道德、信仰形式以及社會組織的形成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花瑤歷史上“依山負固，抗糧抗役，性與人殊”，他們往往被認為是“蠻獠”、“蠻夷”、“雜蠻”之人，多次遭到政府官兵殘酷的鎮壓與清剿。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沒有忘記歷史上所遭受過的血腥鎮壓，花瑤著名的民族節日“討念拜”、“討僚皈”就是為了紀念他們的民族英雄。這樣的歷史記憶加上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深居高山峽谷的花瑤人民十分重視家族人丁的增減。“打泥巴”是原始先民生活現象的遺像，泥土是生育力的象徵。在茹毛飲血的洪荒年代，部落成員就是勞動力和戰鬥力，他們必須集體採集捕獲食物並抵禦其他部落及野獸的侵襲。婚禮預示女方村落成員的減少，“媒人公”成了責任的承擔者。在以氏族血緣部落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父系社會，“族長”、“巴神”（花瑤部落的巫師），甚至“媒人公”，都是社會權威、等級制度的象徵，女性在婚禮中的“反叛”表達了她們內心的不滿和性別角色的自我認同。
（二）“打滔”儀式與對稱性戲謔關係
“打滔”(“打滔”是瑤語，意為頓屁股)儀式是花瑤婚禮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男女賓客之間的集體遊戲。新婚之夜，新郎和新娘不能入洞房，新郎只是幫着做家務事，新娘則獨自一人坐在堂屋裡冰冷的板凳上，不吃不喝，靜靜地熬過寨子里那狂歡的夜晚。其他的男女青年則圍着篝火而坐，互覓對象，“打蹈”對歌：
男：“情妹生的實在乖，
三寸腳來二寸鞋，
行起好比龍擺尾，
坐起好比祝英台，
少年妹，
好比仙女下凡來。”
如女方同意，便唱：
“情妹待郎情意深，
把郎放在手掌心，
堂屋有凳堂屋坐，
堂屋無凳坐妹身，
郎且聽，
郎伸舌頭妹口吞。”
十分直白、狂野的對歌，姑娘們往往一屁股坐到後生的腿上，邊頓屁股邊親吻，若兩人情投意合，還會悄悄溜到林中互吐愛慕之情。若男方打蹈遭拒絕，姑娘起身，讓男青年坐在板凳上，頓一下屁股以示禮節，然後走開。
“打滔”儀式是青年男女對歌交友的絕佳場合，女性表現得十分放縱、狂野，倘若有小伙子對不上歌，姑娘們會“一個個隨意地坐到男人們的雙腿上。慢慢地，再依次向右移坐到旁的男人的腿上，再又往右移坐過去，且越移越快，越移越歡”，甚至“那些年近半百，或已過花甲的老年婦女”此時也“春心萌動，熱血沸騰了。一陣猛擠便進得人圈，也找准個漢子猛頓、猛蹈，一下一聲歡愉的哼喊……冷不防還忽地扭轉身子，抱住漢子的臉就是一陣猛親。嗨！要滔就滔個痛快，要滔就滔個過癮！”
“打滔”儀式中還有一種粗獷、狂野的戲鬧叫做“炒茅殼裡”，或者叫做“吵茅窠禮”。“茅窠禮”是男方交給媒人公手裡的紅包，婦女們頓完屁股后，便拉出一個媒人公，拉手的拉手，抬腳的抬腳，喊着號子一齊向空中拋去，然後又放下來，直到快接觸到火盆時又一次往空中拋起，聰明的媒人公趕緊把紅包拿出來分給大家，如果媒人公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那就遭殃了。姑娘們絕不肯放過這敗下陣來的“鐵公雞”，在陣陣喝彩聲中，將他按回牆角，用力掰開他的下胯，把盆紅紅的柴火灰灑進他的褲襠。[9]
拉德克利夫?布朗把戲謔關係劃分為對稱的和不對稱的兩種類型，在對稱的戲謔關係里，任何一方都可以嘲弄或取笑對方。戲謔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受到容許的不敬”，不具有嚴肅的含義。戲謔按實施方式可分為行為戲謔和語言戲謔，即以身體動作和口承語言的方式所做出的嘲弄或戲謔行為。弗里德曼（Jim Freedman，1977）認為已有的親密才是戲謔的基礎，侮辱變為友誼在於藝術形式的使用，即藝術性侮辱。花瑤婚俗中的“打滔”儀式反映的是對稱性戲謔關係，男女在打滔對歌過程中尋求的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和釋放，婚禮成了人們尤其是女性的集體狂歡之夜，相反，新娘必須“坐在冷板凳上不吃不喝”度過，這種鮮明的對比反映了花瑤女性大膽、野性的一面，跟平時獨坐閣樓挑花綉畫形成強烈的反差。
戲謔按社會功能可分為善意、對抗和娛樂三種性質的戲謔。善意戲謔是指不敬的嘲弄行為，產生的效果有助於增進人際關係、社會關係，即用表面的衝突消解真正的衝突。花瑤婚俗中“打泥巴”活動中的戲謔屬於善意戲謔；對抗戲謔就是以嘲弄、侮辱的方式，強化分隔、製造緊張競爭氣氛的冒犯或刺激行為，按激烈程度又可分為敵對戲謔和競爭戲謔。娛樂戲謔是具有娛樂規定性的嘲弄或遊戲，按審美層次不同，把進入審美領域的叫作審美戲謔，把進入大眾休閑領域的叫作休閑戲謔。這兩種戲謔形式並無明顯的界限，常常並置共存。按照人類學上對於戲謔的分法，花瑤婚俗中的“打滔”儀式屬於男女之間的娛樂活動，野性、大膽的行為緩解了他們的精神壓力，帶有繁衍生育的象徵性行為反映了花瑤祖先渴望人丁興旺、追求狂野浪漫的心理需求。
（三）民間戲謔事象與花瑤女性的社會地位
戲謔是民間普遍存在的一種行為方式，人類學家對這種行為進行了非常透徹的理論探討。民間戲謔事象在婚俗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比如我們熟知的戲謔公婆、新郎的習俗（湖南邵陽地區婚禮上讓公公拉着一把犁在屋中轉圈，或是把新郎的形象毀掉帶着他上大街遊行，筆者親見），花瑤地區舊時有向公公贈送形狀各異的“鈎子”或“扒子”(民間意為“扒灰”所用)，並讓公公把它掛在脖子上的習俗。
花瑤的女性是一群富有智慧和創造力的女子，許多民間傳說中講述了花瑤女性聰明、勇敢的優秀品質。著名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花瑤挑花舊時花瑤姑娘智慧的結晶，花瑤女子每人都有一個不能隨意讓別人打開的箱子，裏面珍藏着他們用盡一生心血綉成的各種挑花裙。花瑤挑花技藝精湛，想象力極為豐富，圖案形象以動物為主，龍、蛇、虎、豹、鷹、風、犬、馬、人物形象活靈活現，挑花不需描圖設計、做綉架，全憑心靈手巧，只要一針一線一布就可隨時隨地徒手進行。可以這麼說，花瑤女性之所以能保持如此純真、狂野的性格，跟她們的智慧和精湛技藝是分不開的。她們的社會地位由於氏族社會的轉變而發生變化，但古老的婚姻儀式保留了母系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原始跡象，其聖潔而瘋狂的婚禮是花瑤女性狂歡的集體展演，表現了原始部落社會渴望繁衍生息、追求狂野浪漫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