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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中華民族不能缺少的一部門，回族的文化也和漢族文化息息相關，在回族文化形成的歷程中，漢族文化在回族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麼，在回族人民身上的華文化烙印都有哪些呢？下面的回族文化為您解答，一起來看看吧。
在回族的形成歷程中，華文化在其先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早在唐宋時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的聖訓，吸引和驅使大批的穆斯林翻山越嶺、飄洋過海，踏上了中華大地。漢學對蕃客和土生蕃客發生了很深的影響。那時來華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伊朗人）中，醒目華文化者不乏其人。史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大食人（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的專稱和對伊朗語區域穆斯林的泛稱）李彥升考取了進士。南宋時期，阿拉伯人蒲壽晟任廣東梅州知州，“有惠政，善作詩”。
到了元代，回族中的文假名人輩出。元代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奉朝廷之命建天文台，撰寫萬年曆，主持製造了7種天文儀器；修建大師也黑迭兒受忽必烈之命建元多數宮城，設計整齊，有如棋盤，其修建氣概在那時天下上享有盛譽；着名畫家高克恭善畫中國山水畫，所繪墨竹為一代精品，人們把他的國畫與趙孟頫的作品相提並論；元代大詩人薩都剌的詩以清新飄逸着稱，其名句“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傳誦一時，乃賢的“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也成為中國文學千古佳句；科學家贍思重新彙編《何妨通議》，此書成為後人治理黃河的主要參考書。明初，泉州回族李贄是一位着作頗多的頭腦家、史學家、文學談論家，他對那時的某些封建頭腦和封建社會秩序舉行了勇敢的指斥，揭破了它們對社會生長的危害，其學術成就一直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重視。回族穆斯林的伶俐才智和成就厚實了祖國科學文化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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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後，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執行同化政策，阻止胡語、胡服，還執行海禁。為了生計，回族同胞改漢姓、說漢語、穿漢服，漢語成了回族的配合語言。由於執行海禁，外洋的伊斯兰教傳道人進不來，中國本土的穆斯林出不去，中國的伊斯兰教泛起了人才匱乏的徵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態，陝西回族人胡登州提議了經堂教育，用漢語講述伊斯兰教的教規教義。
與此同時，一些回族學者着書立說，最先用華文字宣傳伊斯兰教的經典，其中最着名的當屬王岱輿的《正教真詮》。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識分子“以儒詮經”的流動到達了熱潮，有關伊斯兰教的華文譯着和着述不停湧現，其中以馬注、劉智、馬德新為代表。馬注着有《清真指南》10卷，劉智着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儀式》20卷、《天方至聖實錄》20卷等，刊行撒播很廣。馬德新不僅是清初伊斯兰教的着名經師，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編譯有《四典要會》、《性命宗旨》、《道行事實》、《禮法啟愛》等等，其着作涉及伊斯兰教的教規教義、阿拉伯語法修辭學、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馬德新還曾把《古蘭經》翻譯成華文，遺憾的是只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
華文化的烙印在我國的清真寺中也多有體現。我海內地的清真寺多呈中國古典式修建與阿拉伯式修建相連繫的氣概。清真寺里的匾額楹聯不只接納中國的文字形式，而且內容上也是伊斯兰教文化和華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如新疆昌吉內陸寺大門對聯，上聯是“修身以禮明心以道達真乘”，下聯是“物我盡忘真一歸真歸初境”。河北滄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聯，上聯是“賴真宰脫二慮窺妙本不出我勝”，下聯是“超萬緣歸一體視太極若在我身”。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內匾“臨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匾“無極之真”，河北保定清真寺寺匾“道合中庸”。上述匾聯的內容充實反映了回族先民的華文化秘聞。
歷史上，回族同胞對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另有許多孝順。中國社會科學院李興華研究員在《回族與中華文明》中指出：“若是沒有回族及其先民引進那些天文、歷算、工藝知識，沒有他們在做生意、商業、航海、西部開發等領域的奉獻，沒有回族學者在逐漸幽靜的學術領域泛起的浪花，中華文明前進的措施不知還會放慢若干。”這些話頗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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