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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僧人，我們印象中是遁入空門，阻隔一切的七情六欲，一心向佛，只吃肉食。不外相比於一乾二凈的中國僧人，日本的僧人卻可以授室生子。本期的民族文化，告訴你緣故原由。
公元6世紀，釋教從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在短時間內迅速生長。日本人民介入釋教熱情云云之高，倒不是由於都有“慧根”，而是那時日本的國家政策使然——約莫在統一時期，日本推行“大化改新”，系統性地向唐朝學習，推行名為“班田收授法”的稅收制度。想法很好，但由於日本那時農業生產力不行，唐朝的稅率照搬到日本后一下子變得讓人難以遭受，而崇佛的推古天皇曾經下令僧人可以免稅，這麼一搞，覺悟不高的日本老國民恨不得全體都出家了。到了公元8世紀，高句麗使者接見日本，看到的已經是“僧尼半天下”的異景。云云重大的僧眾群體，濫竽湊數者固然甚多，大量念頭不純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僧尼合宿，尼姑懷了孩子就回家待產，等奶完孩子就回來繼續念經（躲稅）。這種僧人除了剃了個禿頂，完全看不出那裡像出家人。
面臨這種狀態，那時的天皇不是沒想過對策。着名的“鑒真東渡”念頭就源於此。這個念頭實在從紀錄鑒真東渡的文籍《唐大僧人東征傳》的書名中就可以看出眉目，所謂“東征”，並不是說鑒真率領着一票唐軍打到日本去，古文中“征”有“正”之意，“東征”是說鑒真的到來讓民俗為之一正。鑒真所修習的律宗原本就以持戒甚嚴着稱，正是日本政府想引進的“專門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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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真東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岑嶺，但日本釋教紀律是否真的“為之一正”着實可疑。自公元10世紀以後，班田收授制度與曇花一現的天皇中央集權在日本同時解體，靠邊站的天皇徹底損失了整肅僧尼紀律的能力和意願。而在搖搖欲墜、每小我私人職位都朝不保夕的幕府時代，日本貴族們自己也養成了沒事兒就出個家逃難的習慣，藤原道長、九條道家、后白河法皇、北條時賴、足利義滿等等風雲一時的掌權者都曾出過家。嚮導們在寺廟裡固然該幹嗎幹嗎，誰都不敢管。
日本的釋教是從唐朝的中國傳入的。自南朝梁武帝篤信釋教，推許禁慾，下令阻止僧人吃肉、戒色。因此唐朝時期僧人是不能以娶親生子的，傳入日本的釋教固然也有這條清規戒律。雖然日本許多人通過出家逃避稅收，逃避外戚，然則當僧人之後照樣有戒律不能授室生子的。直到凈土真宗的首創人親鸞推翻這條戒律。
親鸞出生於平安時代末期一個貴族家庭，九歲被送入比叡山做僧人，后遭到流放，於是授室生子並過着通俗人的生涯，為此遭到了許多詛咒與責罰。然則他以為成佛並不需持戒，只要堅持信心不停修行就能成正果，並將這種行為稱為“肉食妻帶”。這種看法受到了民眾迎接，親鸞被赦宥之後，凈土真宗也普遍推行開來。爾後雖然日本有阻止，然則很快就解禁，《肉食妻帶的解禁》就是這個下令。1872年，明治新政府頒布了《肉食妻帶解禁令》，宣布“僧人往後無論蓄髮、授室、生子、食酒肉，皆聽從自便”，但同時政府不再發放給各寺廟津貼。這則外面上解放僧侶的法律，真實目的是為了打破“檀家制度”，徹底淡化釋教在民眾中的影響力。
為了牢固政府的《肉食妻帶的解禁》法律，政府還允許僧侶可以繼續，當破戒生子以後，孩子可以繼續父業成為日本職業僧侶。由此就釀成今天日本僧人可以授室生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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