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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西周時期就是燕國的都城，當時稱為薊。十六國時期，前燕亦都於此，稱薊城。遼建為陪都（首都以外的副都），稱燕京。金國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遷都於此，稱中都。而元、明、清三朝皆建都於此，元稱大都，明和清通稱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為首都，稱北京市，屬中央直轄。從金代算起，北京的建都歷史就達850餘年。近代以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也都發生在北京，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也在北京成立。北京的政治文運之盛，人氣之旺，非其他都城可與倫比。尤其自金代以來，北京成為歷代執政集團建都的首選和獨選，與全國其他眾多城市相比較，獨具魅力，似乎不可替代。那麼，北京的優勢和魅力到底在哪裡呢？北京的地理環境有什麼特點？就古代堪輿學而論，北京地理風水優勢在什麼地方？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應如何認識北京的地理環境及其風水呢？北京座落在華北平原的北端，其西面、北面和東北面三面環山。其西部稱西山，屬太行山北段，其北部和東北部屬燕山山脈的軍都山。西山和軍都山雖無峭拔的山巒，但山脈蜿蜒起伏，帶城而去。其東南面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衝擊平原，而與渤海灣遙遙相望。由於西山和軍都山三面環城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北京呈坐西北乾維面向東南巽維的自然之勢（《周易》後天卦位西北為乾，東南為巽），既居山之陽，巋然不拔，又面海之汭，具有得天獨厚的形勝之美。本文擬對北京的地理風水，試作一簡要考證。（一）前人對北京的地理環境和風水優勢留有諸多論述，很值得我們珍視。《元史·地理志》描述北京地理形勢說：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明史·地理志》也說：北倚群山，東臨滄海，南面而臨天下。關堡環列，兵戎綱維，布置可謂深且固矣。金朝監察御史梁襄在諫止金世宗欲巡幸牛蓮川的奏疏中，評價北京地理形勢說：燕京地處雄要，北倚山礆，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首選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金史·粱襄傳》）這篇奏疏是梁襄建議金世宗停止巡幸牛蓮川，從而涉及到對燕京的地理位置及形勢的評價。，此時的金朝已經遷都於燕京，粱襄的目的也在於堅定金世宗以燕京為都的信心。梁襄為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史稱梁襄“性穎悟，日記千言”，“長於《春秋左氏傳》，至於地理、氏族，無不該貫”（《金史·梁襄傳》）。可知梁襄是精通古代地理之學的。因此，梁襄對北京地理形勢的評價，其內涵就更為豐富。他認為北京位於雄要之地，北倚連綿山巒，是一道天然屏障，南壓廣闊平原，坐在這裏可以俯視天下，一望無垠的大地就像在自己的庭院里。自古就稱帝王“南面向明而治”，因而北京應是建都之地的首選。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榆林關等要塞東西千里連成一線，是衛護京都的又一道屏障，這些關卡和屏障使京都易於據守，也像是天然的一條界限，劃分出中外，北京地理的雄要像是專為大金萬世基業而設立的。梁襄僅就北京地理的雄要立論，雖未能對其地理風水作全面論述，但我們從他的評價中也可略窺一斑。（二）北京除了地理位置雄要之外，還要看其水系情況。對於北京的水系，今人和前人也有論述，我們也可引作參考。今人張自文先生在論述金國遷都北京（當時稱中都）時指出：它（北京）坐落在三面環山的一塊小平原上，其北部和東北部屬燕山山脈的軍都山，西部稱西山，為太行山北段，從其北部和西部的山中，有許許多多大小河川奔流出來，向東南匯入海河，流入渤海。（《中國的王朝和帝王》297頁，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清朝光緒年間，君臣在討論修治京畿水利時，直隸總督李鴻章數次對京畿水系作了描述，如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李鴻章奏稱：夫以太行左轉，西北萬峰矗天，伏秋大雨，口外數千里千溪萬派之水奔騰而下，畿南一帶，地平土疏，傾刻輒漲數尺，或一二丈。（《清史稿·河渠志》）今人張自文和前人李鴻章各從一個側面立論，因而皆不能對北京河流作全面介紹。其實，北京有通惠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衛河（南運河）等六大河流，在天津附近三岔口匯流為海河，迤邐向東，經大沽口流入渤海。這六大河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恆山和山西黃土高原，可謂源遠而流長。通惠河源自北京西北白浮、瓮山諸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向南匯為積水潭（舊稱海子），過太液池（今中南海）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庄入北運河，至天津三岔口匯人海河。潮白河在北京東北部一帶，其源出自冀北山地的潮山和白河在密雲縣匯合而成，至京東通縣附近入北運河，向南流至三岔口人海河。永定河上游為桑乾河，源出山西北部黃土高原的管涔山，東北流入河北洋河后入官廳，以下稱永定河，轉而流向東南，經北京西至天津三岔口人海河。大清河源出太行山和恆山南麓，由拒馬河、唐河、瀦龍河等水匯合，流經華北平原上最大湖泊白洋淀，逶迤而向東北匯入子牙河后，亦至三岔口人海河。子牙河源出河北省南部，南源為滏陽河出太行山東側，北源為滹沱河出山西五台山，東北流至河北獻縣匯合為子牙河，至天津三岔口人海河。衛河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上源丹河出山西高平縣朱丹嶺，南流至河南省分為南支和東支，南支流入沁河。東支轉向東北流，即稱衛河。衛河流經河南省北部、河北省東南部、山東省西部，至山東臨清匯合魯運河流向東北，臨清以下稱南運訶，亦至三岔口人海河。據上述可以看出，京畿周遭以至千里之外的許多大小河川，從四面八方奔騰而來，又經北京周圍北泊、南泊、西淀、東淀（參見《清史稿·河渠志》）的承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繞過北京城，向東南奔流而去。這些從四面八方奔流而來的大小河川，至三岔口（舊稱三角淀）萬派歸一，逶迤而東，經大沽口注入渤海。京畿水系構成一幅動態畫卷。這幅畫卷由動而靜，似靜又動，動而有節，靜而未止，動態與靜態相互映襯，來有意去有情，再加上背後連綿不斷的山巒為依託，面向波濤起伏的渤海作明堂，構成一幅有聲有色的山水畫卷，點綴成北京地理風水的至高境界，這正是北京生氣之所在，也是北京地理風水優勢之所在。堪輿學家論水雲：“凡水抱不欲裹，朝不欲沖，橫不欲反，遠不欲小，近不欲割，大不欲盪．高不欲跌，低不欲撲，眾不欲分，對不欲斜，來不欲射，去不欲速，合此者吉。”（繆希雍《解難二十四篇》）察北京城外諸水來去抱繞有情，城內諸水之元屈曲含意，真可謂眾美皆備，無美不收。古代堪輿學認為“龍隨水走”。我們可以把京畿六條水系看作六條幹龍。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滂沱，這六條幹龍攜千溪萬壑之水，從四面八方奔騰而至，似千軍踴躍，萬馬奔馳，具有雷霆萬鈞之勢，排山倒海之狀。此景此象，正應周易乾卦《彖》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的說法，非君臨天下的帝都不能有此景象。聚於京畿的千溪萬壑之水，似集於校場演練的千軍萬馬，令行禁止，各有指歸：或前衛后護，注於南泊北泊，或左繞右轉，合於西淀東淀，最終萬派歸一，經三角淀匯人海河一線人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君臨天下的帝都才配有此景象。至此，我們可以慨嘆：北京的地理風水，豈易言哉！（三）北京坐落在中國三大行龍之一的北龍流域之內，這也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自西向東橫貫的黃河、長江把中國大地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古代堪輿學稱之為三大行龍。北京坐落在黃河以北的北龍流域。《史記·天官書》雲：“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海、碣石。”這是典籍中最早關於北龍的論述。古代地理學認為：“中國地脈俱從崑崙來。”（《樂郊私語》）因而以昆崙山為祖山，向東分成三大行龍。劉基在《堪輿漫興》中說：昆崙山祖勢高雄，三大行龍南北中。分佈九州多態度，精粗美惡產窮通。劉基在《堪輿漫興》中又論述北龍說：北龍結地最為佳，萬頃山峰入望賒。鴨綠黃河前後抱，金台千古帝王家。明人繆希雍在《葬經翼》中更為明確地指出：燕京者，北隴（龍）之盡，鴨綠界其後，黃河挽其前，朝迎萬派，擁護重複，北方一大聚會也。從前人的論述中可知，北京不僅在北龍流域之內，而且是北龍生氣的凝聚之處。繆希雍在《葬經翼》中說：“天下大龍，都隨水走，至於將結，必然逆轉，列成局勢，則結地無疑也。”所謂結地（又稱結局，即龍脈生氣凝聚之地）是有條件的。要緊的是“山回水聚”（繆希雍《解難二十四篇》）四個字。北京以西山和軍都山為屏障，面向東南，近處以海河衝擊平原為小明堂，以天津為案山，遠處以渤海為大明堂，以山東半島為案山，而且四面八方之水匯聚於京畿之南，其堂局之大，風水之佳，是其他都城所不具備的。古代堪輿學非常注重水口。什麼是水口呢？“夫水口者，一方眾水所總出處也。”水口為地之門戶，必須關闌緊密方為佳。所謂“關門若有十重鎖，必有王侯居其間”。又雲：“重重關鎖纏護周密，或起捍門相對峙，或列旌旗，或出禽曜，或為獅象蹲踞回互於水上，或隔水有山來纏裹，大轉大摺，不見水去方佳。”（俱引自《葬經翼》）這都是說的水口的局勢。京畿眾水先匯於北泊、南泊、西淀、東淀，次匯於三角淀，又統匯於海河一線，逶迤而去，其人海處大沽口兩岸建築物林立，似捍門相對，又似旌旗列隊，人海口又建有高大的擋潮閘，起到水口羅星塔（羅星塔之解見何曉昕《風水探源》）的作用，誠為上佳水口。北京龍脈之長，堂局之廣，其朝迎萬派、擁護重複之狀，其襟江帶河，萬千氣象，是無與倫比的。驗證歷史，以北京為帝都的元、明、清王朝，都是統一的強盛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京，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現在又一天天富起來了，中國崛起在世界的東方。從傳統的地理學（堪輿學）來看，新中國的統一、發展和強盛，是與首都北京的地理風水是有密切關係的。北京的地理風水並非十全十美，也是有缺陷的。北京諸水源自太行山、燕山和黃土高原，含沙量大，汛期同時漲水，造成下游泥沙沉積，而諸水匯流之處的三角淀，容量又不足，致使海河宣洩不暢，往往造成水災。李鴻章在光緒七年(1881年)的奏疏中說：“近畿水利受病過深，凡永定、大清、滹沱、北運、南運、五大河及附麗之六十餘支河，原有閘壩堤埝，無一不壞，鹼河引河，無一不塞，而節宣諸水之南泊、北泊、東淀、西淀早被濁流填淤，僅恃天津三岔口一線海河迤邐出口，平時既不能暢消，秋冬海潮頂托倒灌，節節皆病。修治之法，須先從此人手。”京畿水患，由此可見一斑。大自然的造化無全功。任何地理風水，也要靠人加以保護。新中國成立后，經這治理，在上中游開展水土保持，修建了官廳、密雲、十三陵、崗南、黃壁庄等水庫，在下游開挖和疏浚了獨流鹼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等泄洪河道，並在大沽口建擋潮閘，從而免除了水患，有效地防止了海潮倒灌，也為京津灌溉用水、城市用水和航運用水提供了水源。就傳統風水而論，唯在下流開挖泄洪河道較多，而沒有着重擴挖諸水匯合的三角淀和擴挖海河，以增大其泄洪流量，而是增多泄洪河道，此與“萬派歸一”的風水理論稍有不合。[附論]：（一）近三十年來，中國北方嚴重乾旱，水源奇缺（這與攔河堵壩，大搞水利工程，破壞生態平衡有關），使在京畿匯流的六大水系受到嚴重損害。就連天安門前的金水河也斷了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傳統地理學以“高一寸為山．低一寸為水”，但總不如真山真水來得真切。國家大型南水北調工程已經啟動，將分東線、中線、西線三路向華北和京津遠程輸水，這將使京畿六大水系得到補充，豐潤北京的龍脈。（二）從周朝燕國開始，有數個王朝都以北京為都城，但這些王朝政權強弱不同，執政時間的長短也不相同。對於這種現象應如何解釋呢？《明史·地理志》在描述了北京的地理形勢之後指出：同在北京為帝都的王朝“而強弱懸殊，興亡異數者，天降喪亂，昏諑內訌，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語曰‘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夫！”。繆希雍也說：關中、洛陽、燕都“之數者，自三代以來，靡不為帝王之宅，然興衰迭異者，以其氣有去來之不齊也”。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可執一而論．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地氣運之大數，非本文所述範疇，筆者就不再贅述了。（三）天安門不僅是北京的象徵，而且是中國的象徵。最初天安門及其廣場（明堂）的設立是非常講究並且完全符合古代風水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在天安門廣場左右兩側的建築於古代風水理論稍有不合（右側白虎位的大會堂高於左側青龍位的歷史博物館），但是，左右兩側至正陽門形成合抱局勢，因此對風水影響並不甚大。（四）北京自從成為帝都以來，幾經王朝政權交替，雖然每次都是權力爭奪的中心，但從未成為武力拚殺的戰場。近現代以來，亦是如此。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北京城未燃炮火，清帝就和平遜位了。中國十數年的抗日戰爭（若從“九一八”事變算起為14年，若從“七七”事變算起為8年）北京城池安然無恙，北京人民未罹屠城之禍。解放戰爭期間，對國共雙方都有着戰略意義的平津戰役中，北京居然和平交接了，這僅僅與人的運籌有關嗎？與南京相比較，為什麼北京屢屢都是幸運的？作為金粉六朝的古都南京，雖有“鐘山龍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諸葛亮語）的美譽，卻往往在王朝政權交替中成為武力廝殺的戰場。在抗日戰爭中，最為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使數十萬南京人民罹難。解放戰爭中，南京也是渡江戰役的前沿陣地，一連數日炮火連天。歷史上北京的幸與南京的不幸均可涉及到傳統風水中深層次的問題，待以後再加以討論。（五）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地理風水學已被當作糟粕剔除掉了。正是在丟棄傳統地理風水的背景下，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功利工程蜂擁而起，在“人定勝天”的口號下，包括母親河黃河在內的許多大江大河被攔腰斬斷，許多水流的自然走向被人為地改變了，劈山造田、破壞生態平衡的做法長期得不到糾正，天然草原、天然森林逐漸減少。這些違背自然規律的做法無一例外地都違背了中國傳統地理風水學原則。在各種負面影響逐漸顯現的情況下，有人才站出來大聲疾呼：“我們已經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實際上，中國傳統風水理論與環境保護息息相關，而應把它視為環境科學的基礎理論之一。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只要能把中國傳統風水學納入到環境保護中去，就可以在環保中取得超常的成績和效果。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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