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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城市中，南京和北京都是極具地位的城市。馬菖作大師發現北京很悠久，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南京之前則為中華民國首都，現為江蘇省省會。北京、南京，與現為西安的“西京”，分別是環渤海、長江、黃河三大都城類型中的優秀代表，“三京”，構成了中華都城文化的全部精華。北京和南京“血源”關係很近，在不少學者眼裡，北京城的母本是南京，如著名古建築方面專家潘谷西、楊寬都是這樣的觀點。甚至連地名都有一樣，北京有故宮，南京也有；北京有王府大街，南京不缺······休閑的地方也一樣有名：古代的“紅燈區”，北京有八大衚衕，南京有秦淮風月。但城市差不多，人的個性差別卻很大——北京人都是侃爺，南京人都是“大蘿蔔”。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卻是“三京”中最遭罪的。 二十世紀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說了，在公元六世紀，時名為建康的南京曾被“毀城”。公元589年,隋滅陳,隋文帝下令將“建康城邑平盪耕墾”。《隋書·五行志下》（卷23）記載，“及陳亡，建康為墟。”說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情。傳說，陳未曾滅亡時，就出現了災難的徵兆：有一隻獨腳的鳥出現在陳的宮殿里，這鳥用嘴在地上亂畫，大家一看是幾個——“獨足上高台，盛草變成灰。”史稱，“獨足者，叔寶獨行無眾之應。成草成灰者，陳政無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就是陳後主陳叔寶，這人很好色，荒淫無度，還大興土木，把國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為何要對一座城市痛下殺手？原來問題出在風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風水，認為曾為六朝舊都的建康城“王氣未凈”，此氣欺負隋都城大興，即現在的西安。當時毀城的執行人就是鎮守揚州的晉王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把陳朝的宮城徹底摧毀，作為東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六朝都城，以往繁華似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塊大菜地。 由於這次隋毀城徹底乾淨，六朝宮城到底是什麼樣子，具體位置在哪，後世一直弄不清。直到2003年，南京圖書新館開工興建時，發現了一塊宮城的城牆角，具體範圍才有了一點可供考古的依據。遺憾的是，這塊十分珍貴的“牆角”，又讓現代人給毀了，南京圖書新館最終未能給六朝宮城遺址讓路。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敗越國，殺越王無疆，盡取越國奪取的吳國的地域，並在石頭山（今清涼山）築城，埋金以壓王氣，時稱金陵邑，或石頭城，現在還有石頭城遺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據說即源於此時。南京東郊最為有名的鐘山（也曾叫過蔣山、紫金山），時便稱金陵山。南京最早的一次“風水事件”則是發生在公元前二世紀，“主犯”是秦始皇嬴政，時南京稱秣陵。據民國夏仁虎撰著《秦淮志》引《景定建康志》文，“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乃鑿方山，斷長隴，瀆入於江。故曰秦淮。”嬴政為了鎮壓南京的“天子氣”，破壞這裏人風水，讓當時的“龍藏浦”水流改道變向，具體地點在今天南京市江寧區方山石硊。此地我曾去看過，確有人士開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壞南京風水而留下的，無法考證。但在五百年後，這裏還是出現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國時期的東吳大帝孫權。孫權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號為吳王。公元229年，孫權在武昌稱帝，建吳國。但武昌的風水不好，時有童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不久，孫權定都南京，並起名為建業——在此建孫家帝王大業。但是三國時對南京風水情獨鐘的並不是孫權，而是蜀國的諸葛亮。據《建康實錄》引晉人張勃《吳錄》文，三國時劉備曾派諸葛亮到南京，因觀秣陵山阜，驚嘆不已：“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也。”當時諸葛亮騎在馬上，駐足地點是今天城西的清涼山下，如今此地有“龍蟠里”，附近還有虎踞關。毛澤東在1949年4月寫了著名詩篇《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其中的“虎踞龍盤”，即源於諸葛亮之口。諸葛亮當地的駐足地離我現居所很近，我晚上散步時會望着北流的外秦淮河水，枉自長嘆一番。在建康之後，金陵的稱號流行了。公元10世紀時，徐州人李昪在此稱帝立國，先稱“大齊”，后易名“唐”，史稱南唐。有一首很著名的詞《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作者就是南唐後主李煜。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為什麼李煜能寫出這麼漂亮這麼好的詞來，大概與受到南京這塊“江南第一州”特殊環境的熏染有很大關係。南京風水最旺時期在明朝。朱元璋在安徽隨郭子興起兵后，終滅元奪得天下。朱元璋定南京，受到了身邊一些儒士的影響。其中馮國用、陶安、恭弘=叶 恭弘競對南京的風水頗為推崇，积極建議朱元璋在此稱帝。《明史·馮勝傳》（卷129）記載，有一次朱元璋向馮勝的哥哥馮國用詢問天下大計，馮國用回答，“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齣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聽了很高興。因為朱元璋本人對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幫人也跟着拍馬屁。有一次，朱元璋來了興緻，命儒士們以鐘山為題賦詩。有個叫鄧伯言的對稱，“鰲足立四極，鐘山一蟠龍。”朱元璋聽了一下子激動了起來，拍案大聲叫絕。鄧伯言以為惹怒了朱元璋，當時竟然嚇得面如土色。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願在南京當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應天。但南京的風水能否撐得起大明萬年基業，朱元璋還是存有疑惑。之前在此定都的都是短命王朝，所以到底定都在哪，一直舉棋不定。《明太祖實錄》（卷45）記載，在南京稱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討論，“初，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開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盤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這裏的記載雖然說朱元璋對南京的風水滿意，“足以立國”，實際上心裏還是想異地建都的（這個曾在以前的博文中談過（詳見《朱元璋眼裡最適合建首都的地方》一文）。在其老家鳳陽、關中等地建都無法實現的時候，朱元璋心儀的地方還是元朝都城大都（北京）。讓朱元璋對遷都一事直存於心間的原因，還有南京宮城的風水原因。當時，身邊極擅堪輿的軍師劉基，將皇宮卜選在偏離南京傳統市中心的城東北角，當時的蔣山西南。遠離六朝的皇宮舊址（中國民國總統府附近，我前面提到的今南京圖書新館向北一帶）。這塊新址原是燕雀湖，明的宮殿都是填湖后造起來的。地勢前高后低，朱元璋覺得不吉利。由於宮殿都是填湖建造成的，地基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情。雖然打了很多木樁，在處理地基上花了很多工夫，但時間一長，上面的建築物發生移位，甚至有傾斜的現象。這成了朱元璋的心病，遷都的想法再次萌生。據清代學術第一人顧炎武的考證（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3），朱元璋曾說過這樣的話，“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后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唯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最後朱元璋還是聽天由命，未能遷往北京。後來，朱元帝遷都，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算是幫老子了了心愿。 明滅亡后，清朝在南京設江寧府，“江寧”，成了南京的又一稱呼。但這一稱號在清末又有了新的說法——天京。1853年3月，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攻陷南京，定都於此，改名天京，建太平天國。建國時社會格局並未穩定，清軍仍有絕對的優勢。有人建議繼續北伐，打下北京，再定都。但洪秀全認為，南京地連三楚，勢控兩江，群山屏圍，長江襟帶，龍蟠虎踞，足可建國立業。如果當時洪秀全像朱元璋那樣“緩稱王”，繼續北伐，推翻清王朝是很有可能的。可惜歷史就是這樣，不容如果。南京的“天子氣”在20世紀初再起顯露了出來。1911年“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從上海坐火車到南京就職。但孫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條件下，同意把政權讓給袁世凱，但袁卻不願到南京當總統。同年的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直1927年，中華民國政府才再度決定建都於南京，直至1949年後遷到台灣。這麼算起來，至少有10個朝代在南京定都立國，故南京官方現在對外宣傳時不再是傳統的“六朝故都”說法，而多稱“十朝都會”。此說還是相當有道理的。但從中會也可以發現，王朝雖然多，卻都是短命的。有迷信風水者稱，這都怪秦始皇當初“方山一鑿”。南京，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陵、秣陵、石頭城、建業、建康、江寧、應天、天京稱呼，還有冶城、越城、白下、上元、升州、集慶等別稱。南京的城、郊都是丘陵地貌，海拔200—400米之間。南京是古今軍事家必爭要地，挾長江之險和群山之固，四周全是山，從西南往東北，江邊有石頭山、馬鞍山、四望山、盧龍山、幕府山；東北有鐘山，城內北邊有富貴山、覆舟山、雞籠山；長命洲、張公洲、白鷺洲等沙洲也形成了夾江。這些天然屏障拱衛着南京。整個城池，北高南低，確實易守難攻。但要進一步深究南京的風水，就要說到中國古代堪輿家眼裡公認的“三條大龍”。什麼是“龍”？這是古代風水先生故弄玄虛的說法，所謂“龍”，就是山啊，“龍勢”就是山形和地理地貌啊。不過，把山看成“龍”也比較形象，從高空中看，綿延的山脈確實就是一條龍。我查了一下有關堪輿方面的書籍，大致是這樣劃分的：黃河以北的山脈屬“北龍”；黃河以南、漢水以北的山脈屬“中龍”；長江兩邊諸山是“南龍”。各條大龍中有餘脈、支肪，形成“小龍”。 “北龍”中最大的一條是太行，最長的一支為燕山，龍尾在平樂；“中龍”分三支，一支至西安，而盡關中，再一支生下幽谷，至嵩山，又一支到揚州結束；“南龍”中的祖龍是岷山，分左右兩條脈，其中右脈生出四條“小龍”，龍脈最旺：一支為衡山，盡於湖南洞庭九江之西，再一超過桂嶺，包湘沅，盡於江西的廬山；第三支自南而東，包彭蠡之原，經安徽黃山，盡於江蘇南京。又於天目山分一支，盡於浙江。江西之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閩廣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包浙江之原，北龍頭在紹興，龍尾在福建、廣東境內。 從古代堪輿術上來看，中國古代的三大都城北京、西安、南京，分列於北、中、南“三條大龍”結穴點上。既然“南龍”中的一條到南京收勢，那風水上的所謂真龍結穴之處在哪？包括給朱元璋皇宮選址的劉基在內的古代堪輿家們認為，南京的真龍結穴處是城東主峰紫金山（鐘山)。朱元璋的孝陵、孫文的中山陵均建於風水最旺的紫金山南坡。可見，當初劉基將明皇宮選址近紫金山，用意相當明顯。 具體分析到南京這條“龍”，古代的堪輿考察更細。《堪輿雜著》是北宋人李思聰撰著的一部地理書，對包括南京、洛陽在內多個城市的風水作過研究。李思聰認為，南京的龍首在城西南幾十里之外的牛首山，“自瓦屋山起東廬山，至溧水蒲里生橫山、雲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雙峰特峙，成天財土星，生分一枝生吳山，至西善橋止，復於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從爛石岡落，變作岡龍，至麻田止。中抽將軍山，過黃泥岡，起祝禧寺，至安德門，生雨花台前，至架岡門上方門而止。雖為鐘山，應龍打水，歸聚明堂。”這裏還有一個傳說，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后，發現南京周邊諸山頭向城內，呈朝拱狀。只有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皇宮，無拱衛之意。朱元璋一氣之下，允許居民肆意采樵花山，砍伐山林。又命人帶着刑具去“處罰”牛首山，將牛首山痛打百鞭，又在“牛鼻子”處鑿孔，鎖以鐵索，把“牛頭”牽過來。 雖然“牛頭”被硬牽過來，但到了後來奪了侄兒朱允炆皇位，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當了幾年皇帝后，還是覺得北京的風水好。加上當時最大的威脅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朱棣最終選擇遷都，而把南京作為“陪都”，還是合理的，實際朱棣實行的是兩京制。從中國古代堪輿術上看，北京處於“北龍”中最長的一條龍——燕山山脈之上，海拔多在千米左右，龍勢明顯比南京的海拔兩三百米要雄偉。與南京相比，北京的“天子氣”則更重，北有燕山天然屏障，南是物產豐富的大小平原。從大局上看，東北的山海關，到東面的渤海灣，至山東半島，則形成了北京的又一天然軍事關卡。詩人蘇轍詩《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稱，“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把北京的帝王氣象說得淋漓盡致。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對堪輿術也頗為在行，曾對北京所在的冀州一帶風水大加讚賞，“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從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地理形勢是全符合傳統的風水要義“左青龍右白虎”格局的，呈“四方朝覲”態勢。北京在風水定義中，有人也曾稱“龍盤虎踞”，如元時人即認為，“幽燕之地，龍盤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據說這也是元從上都遷到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公元10世紀時的遼時，北京一度也曾叫過南京。北京的叫法很多，我查了一下，薊城、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都是北京的稱呼。但真正叫北京的則在1403年之後，而在民國時間，又改北京為北平。 北京在三大古代都城中，成為“國家首都”的時間比西安和南京都要晚。北京的歷史最早可上溯到周武王時期，堯的後代被封於這個地方，時稱薊丘，後為燕國國都。“燕”的由來也因為燕山這條大龍的存在。北京第一次“龍翻身”在公元12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時金主將國都由東北遷到這裏。真正的龍興應該是在元朝。但之後，北京也遭受了一次劫難，整個城市幾乎被燒光了。此事發生於公元1216年，之前一年，成吉思汗將金政權逼離燕去，遷都汴京。蒙古軍隊輕易就佔領了燕京。成吉思汗的軍隊進城后，將金的宮室整個焚毀。成吉思汗無意於定都北京，但都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情況發生變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和尚劉秉忠建議，元的都城遷定到燕京為佳，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改燕京為大都。並指定劉秉忠主持大都的設計和建設。劉秉忠依漢人傳統的風水觀點，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歷時24年方建成，遂現代北京城的輪廓。 本來，在元滅亡后，朱元璋差一點就將都城從南京給遷來了。但還是因為風水不吉的原因，迷信的朱元璋最終還是呆在應天不走。在大都落入明軍手裡后，朱元璋曾諮詢朝臣的意見。但朱元璋身邊的人都是江蘇、浙江、安徽一帶的南方人，並不願到北京就職，便稱大都是元朝的亡國之地，王氣已盡，不宜建都。南京是興王之地，不必改圖。朱棣的封地就在北京，稱帝前是“燕王”，對北京有很深的感情。風水輪流轉，在朱棣當了皇帝后，北京風水也突然好了，群臣擁護，不再沒有王氣了。明朝是風水最為盛行的朝代之一，有不少這方面的書籍留存了下來。其中有一本叫《葬經翼》，是一個叫繆希雍的風水大師寫的。書中觀點，就代表了有明一朝對北京風水的理解，“冀州者，太行之正，中條之干也。燕都者，此龍之盡，鴨綠界其後，黃河挽其前，朝迎萬派，擁護重覆，北方一大會也。”但北京的風水缺點也特別明顯，由於離關外太近，一旦失守，後果不堪設想。明中後期，不斷受到北方蒙古人的侵擾，明帝王後期一度想再遷南京。清初無錫人、地理學家顧祖禹撰著的《讀史方輿紀要》，被稱為“奇書”，書中就點明了北京風水的要害之處，“燕都僻處一隅，關塞之防日不暇給，卒旅奔命，挽輸懸遠，脫外滋肩背之憂，內啟門庭之寇，左支右吾，倉皇四顧，下尺一之符，徵兵於四方，死救未至而國先亡矣。”這個觀點，實際是從明朝讓清朝滅亡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護京的居庸關、山海關、紫荊關、倒馬關等軍事要塞一旦失守，被對手控制住，北京城破陷僅是旦夕之事。相比起來，南京和西安在風水上都沒有這方面的致命點。北京的供給也成為一大問題，北京的水源與城市發展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突出的矛盾，“風水寶地”的北京缺水，是一個威脅不弱於敵人的問題，歷史上西域繁華的樓蘭古城的突然消失，就是因為沒有水，讓“乾死”的。在現代的北京，水荒日益嚴重，周邊沙漠化，加上人口激增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在不少學者眼裡，北京已不適合做首都，“遷都”時不時被提及，甚至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不迴避這一話題，北京“沙漠化問題若不能控制，遲早要遷都”。相比起北京，還有西安，南京的獨特地理環境優勢就顯露了出來。四周經濟發達，風氣文明。東南的太湖平原和錢塘江流源自古就是富饒之鄉，作為運輸大動脈的長江，就在身邊，比黃河更加便利。從歷史上看，凡是在此建都的政權，從都不愁經濟供給。從現代格局來看，南京的優勢則更明顯，所在的長三角一帶如今已成為大陸經濟最發的地區，與第一大經濟城市上海相距離很近，人間天堂蘇州、杭州、軍事重鎮蕪湖、安慶串聯一體。難怪，南北朝時代的的南朝文人謝朓即稱，“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但南京人現在自已卻不自信起來，說是南京的王氣徹底不存了，六朝宮城所在的總統府地區，讓南京圖書新館鎮壓住了；紫金山西的“龍脖子”又被挖了一大洞——前年建的九華山遂道。實際上，這些說法都是飯余的笑談，包括我文中所提到的“真龍”、“天子氣”什麼的，不過是古人的一種理解而已。歸根到底，一座城市能否發達，風水大師馬菖作發現它是與時代的選擇和民眾的努力聯結在一起的，而不是什麼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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