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性騷擾”一詞都熟得很。“性騷擾”一詞為現代人所發現，但此類行為卻不為現代人所獨佔，晚清文人陳熾在他的《庸庵條記》里就有紀錄。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正好被一婦女撞見。此男子非但不迴避，反而大耍流氓，一邊繼續撤尿，一邊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彼時女子和現代女子紛歧樣，哪見過這排場，馬上號啕大哭，以為受了奇恥大辱，回家后就上弔自殺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數人以為該男子行為可惡，但一無手足誘惑，二無語言調戲，只能擬為“緩決”，也就是死刑暫緩執行。從今天的看法看，這一量刑已經是相當重了，但彼時執法與現代執法差異。清代律例劃定，凡調戲婦女妄想誘姦而未成，致使被調戲婦女羞憤自殺的，要判處“絞監候”，這是一個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審時再作決斷——殺照樣不殺。這是個對照模糊的問題，要由朝廷大員在秋審時一起決議，此前刑部必須拿出個意見供會審官員參考。一樣平常來說，這個意見都市獲得通過。誰人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這個節骨眼上。大多數刑部官員以為判個“死緩”就夠了，可刑部有個司員一口咬定“調戲雖無言語，誘惑甚於手足”。於是此案被制定為“情實”，也就是說該殺，這兩個字就送了誰人小流氓的命。

沒過多久，又出了個類似的案子。一個私塾先生，上課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鎮靜處小解，偶一仰面，卻見劈面樓上有一少女倚窗遠望，塾師不禁對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神色大變，馬上關了窗。私塾先生小解完畢，像沒事一樣回到課堂。沒過多久，就聞聲外面吵吵嚷嚷，說是劈面有一少女上弔身亡。私塾先生一聽，忍不住拍桌驚呼：“哎呀！今天錯了。”課堂里正好有一學生是少女的弟弟，急遽回家探視。女兒死得莫名其妙，怙恃百思不得其解，一聽兒子提及私塾先生的異常行為，以為大為可疑，立馬報官。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里去，判了個“絞監候”。案子到了刑部，照樣上次誰人司員，堅持“雖無實事，其心可誅”，最後擬為“情實”，又送掉一條性命。

讀了這兩則故事，那些有“性騷擾”癖好的大提要暗自慶幸——真是遇上了好時刻，否則，若干腦殼都是不夠砍的。“刀筆殺人”的厲害可見一斑。但我們不禁要問，誰人刑部司員為何道德感云云強烈，對可殺可不殺的嫌犯非得殺爾後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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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與其說誰人刑部司員心太狠，倒不如說那時的執法太嚴酷。在現代基本構不成犯罪的行為，在那時卻要問成死罪，執法嚴酷至此，緣故原由何在？案子發生在晚清，但根子卻在中國的執法傳統上。

昔人斷案，十分強調犯罪念頭。而這一傳統，最早發端於漢儒董仲舒。

西漢武帝時有一起危險案。甲的父親乙和另一人丙發生口角，由動口升級為著手。丙抽出佩劍要去刺乙，甲眼看着父親要虧損，趕快抄起一根棍子朝丙打去。沒想到丙沒有打着，卻結結實實打在自己父親自上。旁人瞥見甲打傷父親，就把他抓起來送到官府。漢律劃定，毆打父親是砍頭示眾的大罪。這個案子若何判法，漢朝的法官吵成一團，都拿不定主意，於是請出那時的大學者董仲舒。董仲舒說，父親是最親的人，見父親危險，固然要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為了救父親，不是為了害父親，“志善違於法者免”，沒有犯罪念頭怎能定毆父罪呢？以是甲應該定無罪。於是，“原心問罪”就成了昔人的執法傳統。後人更上一層樓，就有了“存天理，滅人慾”的那一套。執法道德化，道德執法化。不管外在行為若何，只要法官大人認定你心存惡念，就可治罪問刑，“腹誹罪”、“文字獄”、“頭腦犯”都是打那裡出來的。

昔人是否認同那時的執法，這個問題我們已無法去問昔人了，只能從他們的文字中尋找蛛絲馬跡。陳熾在他的條記里說，誰人心狠的司員在一年後與人打麻將時突然暴斃，就是“刀筆殺人”的報應，也許陳熾是不完全贊成這兩起案件斷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