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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珍愛編務院院長降洛堪布(中)率領王鶴鳴（右一）等旅行院內珍藏的藏文古籍。均王洪治攝,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家族修家譜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習俗。,由55個少數民族締造的少數民族家譜，數目可觀、種別多樣、內容厚實，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能或缺的主要組成部門。在《中國少數民族家譜總目》收錄的42個少數民族10231種家譜中，哈尼族（3620種）、滿族（2111種）、彝族（1473種）數目尤為突出，位居前三。,“汶川縣圖書館珍藏的藏族家譜《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的發現是零的突破，令我喜出望外，如獲至寶！”上海圖書館研究員、少數民族家譜專家王鶴鳴接受採訪時，興奮地告訴記者，加上最新探訪到的藏族石碑家譜《三江劉氏百代興隆碑》，以及汶川縣圖書館事情職員沈銘珠的藏族口傳字輩，應該說，足以在《中國少數民族家譜總目》統計方面有所增補。,繼遼寧、內蒙、雲南等地之後，不久前的家譜探訪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針對藏族、羌族兩個少數民族的口傳家譜、碑譜以及書籍家譜等睜開。,王鶴鳴說，在我國西南區域，雲南境內的哈尼族、彝族、納西族、佤族等口傳家譜，以連名家譜居多，這與少數民族棲身環境交通相對閉塞，與外界相同不暢有關。而在四川境內，藏族、羌族口傳家譜都有字輩排行且沿用至今，說明其受漢族文化影響頗深。另一方面，藏族、羌族和漢族早有通婚，從側面反映了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來往交流融會十分頻仍。,乾隆五十七年（1792），瓦寺區域（今四川阿壩州）的藏族土司千總劉正祥率領藏族士兵，隨清朝名將富察·福康安出征西藏，抗擊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同年，劉正祥陣亡。清軍“六戰六捷，殺敵四千，收復后藏”，並乘勝打過喜馬拉雅山，兵臨加德滿首都下，廓爾喀國王不得不求和，示意永不入藏。平定廓爾喀成為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後一役。,“接觸死了很多多少人，許多藏族士兵都為國犧牲了，劉正祥也死了。那時，西藏那裡地形龐大，遺體帶不出來，以是戰友就把劉正祥的辮子割下來帶回家鄉。”汶川縣三江墟落民周茂海 （藏族）講起自家責任地里的 “瑰寶石碑”，很有話說： “辮子墳就在麻柳灣村，劉正祥的墓碑保留在汶川博物館，我地里石碑刻的是他的家譜。”,藏族土司是國家公務員？,藏族家譜《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這塊“長”在蘿蔔地里的碑譜，全名為“三江劉氏百代興隆碑”。石碑西靠山、東面水，周身沒有繁複花紋，也沒有碑帽，頂部充滿青苔。左右兩柱刻着一副對聯，上聯“前裕后承，宗祧同乾坤悠久”，下聯“左昭右穆，倫序並日月灼爍”。因年月久遠，有的碑文已模糊不能辨，但從碑刻拓片中可以明確，石碑正中央用大字謄寫“本音劉氏門中歷代先祖昭穆宗親之墓百代興隆”，周圍則用小字寫下家族源流與世系，落款是“大清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又二月十四日立”。,大要推斷，這塊碑譜紀錄了遠祖、始祖、高祖、祖爺、伯（應為父輩）、長兄（應為同輩）、（兒）、孫等八世左右的世系。別看這塊石碑所刻均為漢字，但大部門名字都是少數民族人名音譯，好比“始祖適木志、氏瑪格姐”，其子“高祖么子、氏瑪格姐”，以及伯輩“福保受、氏余木姐”，長兄輩“張命保、氏余木姐”。不知是妻子們恰巧同名，照樣繼續了少數民族父死娶母的遺風。,值得一提的是，石碑兩側另有一副“現代化”的對聯，正書的“三江水澆灌良田”和倒寫的“造福橋橫跨兩岸”，令人費解。,現年79歲的周茂海註釋說，以前，石碑上方有個懸山式碑帽，旁邊另有株香樟樹。1958年，樹被砍了，懸山式碑帽被砸爛，雙方的石柱被拉去做新建的造福橋橋碑。那時，三江農場幹部在石條無字的一側新題了對聯“三江水澆灌良田，造福橋橫跨兩岸”。後有專家提出，石碑和石條都是文物，住在照壁村五組的劉氏後人劉映紅，就召集族人將兩塊石條遷回原處。拼回去時，“造福橋”一側文字就顛倒了。,“長”在蘿蔔地里的藏族“三江劉氏百代興隆碑”。,現在，村裡另有劉氏後裔十幾戶。一家叫劉萬江，是劉映紅的兒子，現住照壁村五組；一家叫劉邦清（女），現住照壁村三組。,告辭碑譜，在汶川縣圖書館，記者見到了館藏1945年出書的書籍式藏族家譜《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祝世德編著）。時任汶川縣縣長祝實明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瓦寺土司對國家的義務有四種，即服兵役、納糧、服工役、服公務。而國家對瓦寺土司的犒賞，包羅“特授宣慰使司職銜”“賞給二品頂戴”以及賜姓“索諾木”等等。,乾隆五十五年（1790）賜十九世瓦寺土司姓“索諾木”，往後，瓦寺土司姓名第一字均冠以“索”字：索諾木榮宗——索衍傳——索世蕃——索代興——索代賡——索觀沄——索國光。除索代興（二十二世）與索代賡（二十三世）為兄弟傳承外，其餘各世均為父子傳承。,汶川的瓦寺土司，祖籍西藏前藏烏斯區域，其先祖雍中羅洛思於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受朝廷調遣，率領3000多部眾前往汶川平亂，后奉詔留駐，受封宣慰使司，為當地最高職位的土司。雍中羅洛思即為汶川瓦寺土司始遷一世祖，傳承至二十五世索國光共500年，平均一世任土司的時間約為20年。,王鶴鳴感傷，《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是一部主要的譜書。除了世系表，從書中能發現土司方面的許多史料，好比，每任土司奉調出師平亂的經由，以十五世土司曲翊伸為例，其功勛包羅百花灘之役、成都之役、雅州之役、威州之役等等，這些都显示出瓦寺土司為牢固清代西南方陲統治施展了不能替換的作用。“附錄中的差役碑、組織系統表、瓦寺土司與理番糧案之文獻等等，也是罕有的一手資料。”,湊巧的是，汶川縣圖書館事情職員沈銘珠也是藏族人，還會背誦口傳字輩。沈銘珠老家在阿壩州金川縣，始遷祖沈國俊由湖北麻城遷至金川。,沈家在金川定居后，一直撒播着20字的字輩譜。沈銘珠15歲時，父親就教她背字輩：“國登玉發正，金文懷慧銘。眾誠孝義重，雲祖傳世坤。”傳到她，正好是第十世。沈銘珠說，雖然現在自己和兄弟們還年輕，暫時沒有小孩，但仍願意遵從祖先遺志，按字輩給未來子女取名。,羌族竟有兩姓同源家譜？,《董氏宗譜·郭主簿支系續譜》,在盤桓山路間兜兜轉轉2個多小時，王鶴鳴一行總算找到了威州鎮茨里溝村的羌族毛氏碑譜。,石碑立在一塊青石板上，門楣刻有“龍蟠鳳穴”四字，其上有石質單檐歇山頂。石碑兩側有形制各異的雲紋與花雕，並書一副對聯——上聯“瑞靄牛眠，簪纓繼世”，下聯“祥鍾馬鬣，孝友承宗”。正中央用大字謄寫“始祖毛公，諱守勛大人、張氏孺人神道”，周圍則用小字謄寫家譜至十二世。落款為“大清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仲冬月上浣日□□房族人等同立。”,說是羌族家譜，但從碑刻拓片中卻能發現漢族文化的眉目。好比，從第七世起，毛氏每一代子弟都按字輩排行命名，碑上還專門標註了家族中的文生與武生（即文秀才、武秀才）。又好比，序言中自述，毛氏遷自麻城孝感，追認戰國時代的毛焦（應為茅焦，秦始皇時期的“亢直之士”）為遠祖，並大量引用儒家經典。,現年76歲的毛運富是毛氏後人，他記得完整的字輩排行是“守舉明鴻錦，元啟萬世本，泰運慶昌隆，安邦思治國”。老人說，毛氏家族原有許多石碑家譜，也有書籍家譜，后在“文革”中遇毀，只余這最後一方“萬山碑”。,“每年清明，幾十家毛氏族人都市來‘萬山碑’祭祖。現在，人人還按字輩來命名，算命的說我上輩子欠了情債(迷信的父母有多可怕)
現已傳到‘安’字輩。”毛運福欣慰地說。,走訪發現，字輩排行在羌族十分普遍。在被譽為“東方古堡”的阿壩州理縣桃坪羌寨，77歲的非遺傳承人王嘉俊捧出自己保留多年的手抄本家譜。這本“宣統三年秋七月中浣日立”的《王氏族派》里，王氏的字輩排行寫了八世——有奇永遠清開步昌。王嘉俊註釋，這是由於王家有“反清復明”頭腦，字輩排行只可言傳、不能刻碑。縱然是文本紀錄，也只能寫已使用的字輩，以免完整的字輩被發現。實在，完整的字輩排行是：“有奇永遠清開步，昌維克紹國崇文。應守玉德傳世慶，俊傑錫培喚漢民”。,阿壩州理縣桃坪羌寨被譽為“東方古堡”。,“我原本是‘昌’字輩，但父親一生崎嶇，前面的哥哥們都早夭，以是以為‘昌字不昌’，把我改了‘嘉’字。”王嘉俊告訴記者，一世祖王有林也是“湖廣填四川”而來，由麻城孝感遷徙到成都郫縣三道堰鎮拓荒。後幾經遷徙，最終定居桃坪羌寨。,與手抄本的《王氏族派》差異，在汶川縣城，記者見到了打印本的《董氏宗譜——郭主簿支系續譜》，這是一本董、郭兩姓同源譜，譜中既可以看到董某某的名字，也可以看到郭某某的名字。,70歲的董加福（羌族）先容說，他家原籍山西太原，一世祖鳴喧是董家人，也是郭氏義子，故叫郭鳴喧。明代，郭鳴喧犯罪流放發配至阿壩州，后遷至汶川縣郭主簿（現有地名郭竹鋪）。當地，郭氏族人甚多，祖上出過一個主簿，故改地名為郭主簿。郭鳴喧的後人有些改歸董姓、有些仍然姓郭，各有生長。2011年汶川大地震，董氏家族被迫遷墳，為了不忘祖源，合族同修了這本《支系續譜》。,“修譜的時刻才知道，我和汶川縣圖書館的郭健是同宗兄妹呢！”董加福樂呵呵地說。,85歲師父收70歲徒弟？,宣統三年秋七月中浣日立的《王氏族派》,在“西羌第一村”汶川綿虒鎮羌鋒村，85歲的村民王治升是羌族祭師（羌族稱“釋比”）。“釋比”是羌族文化集大成者，會唱經、敲羌族大鼓，兼有算卦、治病等手藝，其最主要的職責是主持羌歷新年。每年陰曆十月月朔早晨，所有羌族男性都需前往祭祀地神樹林，許願還願、迎接新年。“釋比”主持儀式，唱經擊鼓，經文內容主要是羌族神話史。,“釋比”家也有字輩排行：“成禮秦三，洪光俊廷，治國齊家，修身正義。”王治升的孫子王小榮告訴記者，始遷祖名諱已失。相傳，二世祖“成”字輩兩兄弟是從都江堰遷來阿壩州，一個留在汶川，一個留在馬爾康。“汶川一支出了個‘王光弟’是清朝武將。我家另有御賜的朝服和詔書、牌匾，牌匾上有‘捷步圓橋’四個大字。”王小榮念茲在茲地說，不外，厥後，朝服被盜墓賊偷走、詔書被銷毀、牌匾在地震中損壞拋棄。“國家都現代化了，我的名字也不按字輩取了。”,汶川縣茨里溝村，刻有羌族家譜的石碑立於一方青石板上。,記者注重到，在王家沙發後面的白牆上置有供奉家神的神龕，神龕左右延伸出兩個平台，各有四個神位，包羅女珍愛神、男珍愛神、兒童珍愛神、牲畜珍愛神等等。神龕下方放有火塘，按當地習俗，已出嫁的女兒回外家省親要帶大肉包，併到火塘前祭祖。,紅白神位中，有個神位插着雞毛。王小榮註釋道：“一樣平凡人家插雞毛是供奉手藝之神，但我們家插雞毛是由於爺爺是‘釋比’。”以前，汶川縣另有三位“釋比”輪流唱經，唱到新年第二天早上也唱不完。現在，僅剩爺爺一人。,“釋比”文化傳承，面臨後繼乏人的逆境。耄耋之年的王治升只得試圖教授70多歲的侄子汪清福學習……,專家視點,珍愛少數民族實物家譜任重道遠,王小榮（左二）向人人先容自家家譜和羌族“釋比”。,字輩排行，又稱字行、派行、行第、世次行列等，是紀錄家族世系人名、區別家族成員輩分的用語。千家萬戶的字輩排行內容異常厚實，不僅成為我國家譜的主要內容，而且組成中國姓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門。,這次，在少數民族家譜的尋訪歷程中，藏族、羌族家譜都泛起了字輩排行，與漢族家譜十分靠近。,對此，都江堰市歷史文化研究中央原副主任、民俗學家蔣永志剖析，歷史上，羌族之以是普遍保留口傳字輩的習俗，主要有三個緣故原由：一是受華文化的影響。自唐以降，華文化就影響着四川區域；明清以來，四川更是漢族、羌族融會之地，漢族家譜文化直接影響到每戶羌族人家；二是歷史上，羌族人民多遭戰亂。一個家族往往四散各處或分居山上山下，依賴口傳字輩能增強家族成員的聯繫；三是羌族有羌語、無羌文。許多不識字的羌族人只能通過“口傳”字輩的方式來團結族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少數民族家譜專家王鶴鳴也以為，生涯在四川的少數民族，一方面與生涯在雲南的少數民族類似，需通過口傳家譜的方式來增強族人聯繫，以保持家族團結和血脈延續。,另一方面，歷史上“湖廣填四川”在客觀上促成當地少數民族接受漢族文化，吸收漢族字輩排行的習俗，並將之保留、傳承下來。明清時期，中國發生了從湖廣到四川的大規模移民潮，尤以從清康熙十年（167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移民規模最大，歷時105年。入川后，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雜居，民族來往交流融會日漸深摯。,“這次，藏族沈銘珠家、羌族毛運富家，不僅有字輩排行，而且會繼續用，很不容易。”王鶴鳴彌補說，在桃坪羌寨，遇到一個村民周育琴，她家也有字輩排行——“興文朝廷，國正典明，禮育世代，榮華富貴”。不外，她幼年喪父，因經濟條件所迫，拜了乾媽，乾媽把“育琴”改成“瓊花”。“雖說她的兒子、孫子幼時也是按字輩取名，但入學后，先生又給改了名。”在漢族也有類似情形發生，尤其新中國確立以後，許多字輩排行逐漸銷聲匿跡。,除了華文的少數民族家譜，記者還獲悉，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珍愛編務院內，有一部薩迦派傳人的世系家譜，紀錄了該家族從8世紀到15世紀的歷史。那時的作者是第二十七世，生於1597年，在他之後另有續寫。該書稱得上藏族較為齊全、規模遠大的藏文家譜。,阿壩州地名辦主任、宗教局原局長李茂（藏族）以為，藏族通俗國民一樣平常沒有家譜，但宗派首腦、藏族土司會有。好比，《嘉絨藏族史志》就有嘉絨區域（今阿壩州）十八土司的家譜，“瓦寺土司的家譜《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也是一例”。,“我以為，藏族、羌族的族屬是相對的。實在，在四川生涯的漢族、藏族、羌族一直在演進轉變中。好比在黑水縣，有的人生涯習慣70%與羌族相同，但當地以嘉絨藏族為主，故只能說自己是嘉絨藏族。”李茂說，這些也都是各少數民族來往交流融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力證實。,王鶴鳴提出，有別於漢族，少數民族保留了許多原始形態的家譜資源，好比，黑水縣色爾古藏寨的藏民締造了在門楣懸挂“豬下頜骨”的方式來祭祀祖先、傳承世系的文化習俗。“這種怪異的‘豬下頜骨’家譜，為中國原始實物家譜增添了新品種。之前，在滿族探訪，還發現有‘子孫繩’家譜。然則，這些原生態的家譜當今面臨失傳消亡的危險，就像‘釋比’這樣的少數民族祭司也越來越少。若何搶救和挖掘藏在高山深壑里的實物家譜和口傳家譜，把傳家寶傳下去，依然任重而道遠。”,作者：本報記者 付鑫鑫,編輯：王秋童,稱骨算命男女版加註解終極版(袁天罡算命究竟有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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