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張載解釋說：“形而上者是指無形體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體者”。可見，這是古人對物質世界二種存在形式的劃分，是個偉大的科學概念。所謂道，實際上是指人們無法感知的自然場，它從根本上形成並控制“形而下者”（即“器”）的物質。所以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正是由於“道”、“器”的主從關係和辯證統一經典理論的確立，才形成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我們熟知的西方文化（即現代科學）是一種實體論的認識方法，即注重從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間位置、形態結構以及質量、能量、性質、內在規律等關係。而中國古代先哲向來對這些“細微末節”的深入鑽研漠然視之，而是強調通過無限的
運動方式及其相互作用來探討事物的動態功能結構。
西方思維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狀態，以實驗科學為基礎，其特點是局部的、靜態的，因此對事物之間的必然聯繫考慮較少。而東方思維方式則注重事物相互關係及其相對穩定性的發展過程，其特點是系統的、整體的、動態的。西方科學，注重科別分工的精細，而缺乏歸納、綜合的研究方法。阿爾溫・托夫勒在《科學和變化》中說：“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盡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然忘記把這一些細部重新組裝到一起。”當然，“這種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學取得了許許多多令人讚歎的成就，例如物理學的基本粒子學科和西醫學。……但什麼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興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運動能和結合能。也就是說，又回到中華傳統文化所說的陰陽結構”（趙定理《東方時空與未來科學》）。
儘管西醫醫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只從受精后的形而下開始研究，而對於生命奧秘、本原乃至形而上的本體卻從未涉足。而中醫學認為“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以上是說，生命來源最為重要。也就是說，研究人體，理應從形而上入手，才能真正把握醫學之真諦。有趣的是，現代科學成果六十四個遺傳密碼與古老的六十四卦全部物象對應，不謀而合。不僅如此，我國西藏密宗身心修鍊的“三脈七輪”之說中，心輪有八脈，喉輪十六脈，頂輪三十二脈，臍輪六十四脈。筆者以為，天人之間密吻合拍的韻律關係將是二十一世紀重大科研課題！正如南懷瑾先生所言：“一旦東西方文化相互發明，則不旦對於人體生命神秘的研究，有更為深入的新發現，同時對於人類醫學也必有更為重要的貢獻”（引自《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綜上所述，形上、形下的主從關係和辨證統一經典理論即為大易之旨，故《周易》上經為氣化之始，首於乾坤；下經為形化之初，端於咸恆。
關於“形而上”“氣”的層次，不僅是《周易》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國外科學家稱讚中國傳統科學文化就是“氣”的文化，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馬氏文通》說：“《易經・繫辭》其神化；《禮記・檀弓》其神疏；《左傳》其神雋；《論語》其神淡；《莊周》其神逸”。又說：“《國語》其氣朴；《國策》其氣浩；《史記》其氣鬱；《漢書》其氣凝”。以上對秦漢前後一些經典著作，就是從“形而上”的層次，即從氣韻、神韻的角度進行評價。對每部書雖然僅用了一個字，卻已畫龍點睛地再現出該書的特點。
值得稱道的是，中國古代的琴棋書畫。
西方繪畫注重反映再現，講究比例、焦點、透視等。而中國畫則強調陰陽向背、虛實疏密和留白等手法，要求“意存筆尖，畫盡意在”，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從而在世界美術領域中獨樹一幟，自成體系。
中國書法講究錯綜變化、疏密有致，一氣呵成，氣韻畢現。上乘書法，給人以“飄若游雲，矯若驚龍”的感覺。
中國圍棋僅僅黑白子，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變化莫測。唐朝據說有下“盲棋”（即不用棋盤與棋子，憑藉口述來下棋）的人。唐玄宗時，“棋待詔”（陪皇帝下圍棋的官職名）王積薪是無敵於天下的“國手”。天寶十五年秋，安祿山叛軍逼京，王積薪隨玄宗匆匆向蜀地逃奔。一日，王積薪夜宿於山村一位孤寡老婆婆家，該戶僅婆媳兩人。當時“積薪棲於檐下，夜闌不寐”。忽聽黑屋內婆對媳說：“夜長睡不着，咱下盤圍棋吧！”媳婦欣然從命。屋中即無燈光，也不用棋盤和棋子，怎麼下法呢？王積薪附耳門扉偷聽婆媳對弈。原來婆媳只用口弈，而且每下一子，都經周密計算，直至四更時分，共走了三十六着。婆婆說：“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子）耳！”王積薪對婆媳下的每一步棋，熟記在心，覺得棋勢海闊天空，深不可測。經他定名，將這局棋稱“鄧艾開局勢”。
圍棋棋盤共三百六十一路，除去中間一點，恰合三百六十周天之數。棋盤一分為四，代表四象（即春夏秋冬）。每象限九十路為一季之天數。周路七十二，對應一年七十二候。黑白兩色，表示陰陽觀念。其四角各一，四邊正中各一，中央為一，恰合洛書九宮圖。古人云：“能數盡天星，才遍知棋勢”。可見圍棋如同八卦一樣，變化無窮。
《易》與音律吻合，六十甲子納音說出於大衍之數。明代大儒朱載�在《律呂精義》中說到河洛數理與音律之關係：“洛書之數九，故黃鐘之律長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與縱黍之長相合。河圖之數十，故黃鐘之度長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與橫黍之廣相合。蓋河圖之偶，洛書之奇，參伍錯綜，而律變二數方備。
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配者也。”
關於音樂，古人認為與方位、氣候有密切關係，音樂從天而降，從地而生。《樂記・樂禮》：“樂者，天地之和也”。傳說黃帝時代，其樂師伶倫以崑崙解谷所產之十二竹管並排一起，將這些竹管依次埋入空虛中之地下，在竹內放入葭灰（即以蘆葦燒成的灰）。竹管一端整齊，一端依次長短不齊；齊的一端在地面，不齊的一端在地下。當冬至一陽生時分，第一根竹管有氣衝出灰飛，吹起了黃鐘的宮音。黃鐘音響表明天地一陽來複之初態。同樣，人體之氣脈，也像大地之氣機一樣，隨着氣象變化而律動（引自《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據史書記載，孔子鼓琴於室，顏回自外入，琴音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孔子說，我鼓琴，見貓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显示絲桐。可見樂理奇妙精微若此。春秋時還有“高山流水”，知音難遇的故事。說的是，俞伯牙撫琴沉思，其意在高山；旁邊聽琴的鐘子期說：“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又彈之，其意在流水；鍾子期聽了說：“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點出伯牙心事，使伯牙大驚，從此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古人認為，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
古人認為音律與天文曆數相合，如用十二律對應十二月，同時也同十二星次，十二地支發生關係。《左傳》曰：“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所謂五聲，即宮、商、角、羽、徵五音。五音上應五星，下應五行。五音再加變宮、變徵，共為七音。依據“三分損益法”產生五音、七音，繼續作下去則得六律，七律至十二律。“一律所生，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曰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引自張介賓《類經圖翼・律原》）律呂可表示宇宙氣機變化，音律與曆數密不可分。
中國的十二平均律傳入西方，曾經震撼歐洲樂壇。總之，古代“樂禮之論”與易理處處吻合，其中奧意，值得今人大力開掘！《莊子》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由此可見，音樂之理與易卦可等量齊觀。
歐洲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普里津高說：“中國文化是歐洲科學靈感的源泉”。李約瑟博士認為，歐洲近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入有着直接的關係。他列舉了二十六種中國古代重大發明傳入歐洲，使西方的科學技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三大發明，被馬克思、恩格斯“看作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是資本主義社會誕生的助產婆”。世界公認中國是“世界發明的搖籃”（李約瑟語），而更認識到《周易》是“萬有概念寶庫”，“萬有無雙的原理”。從十七世紀開始，特別是本世紀近幾十年來，西方通過研究《周易》，已經啟迪出許多新的學科、理論與科學技術。無怪乎有人說：“《周易》不僅具有歷史性，而且具有未來性，有其世界意義。”“從萊布尼茨、牛頓、愛因斯坦等現代科學奠基人，與我國古代思潮中‘活’的東西之間的距離，只有八卦才是唯一的橋樑”。
(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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