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與周易的關係 （3）
本於人化或生命化的立場，錢鍾書試圖對《周易》進行一種文學性的解讀，並集中表現在他對《易》象取象規律的深入思考上。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中，他集中闡發了中國人“近取諸身”的思維方式的特點，認為：“這個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繫辭》雲，‘近取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釋；我們把文章看作我們自己同類的活人。我們在西洋文評里，沒有見到同規模的人化現象；我們更可以說，我們自己用西洋文字寫批評的時候，常感覺到缺乏人化的成語。”他還根據《革》卦和《噬嗑》卦的卦象，對“近取諸身”的命題加以印證，認為：“蓋謂分而合，合而通：上齒之動也就下，下齒之動也向上，分出而反者也，齒決則合歸而通矣。比擬親切，所謂‘近取諸身’也。”就擬人化的取譬方式，他揭示出《周易》的取象規律所反映的我國文藝批評乃至民族思維方式的文化獨特性。
不過，《周易》雖然反映出一些文學觀念，部分爻辭也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但從總體上來看，它畢竟還是一部以義理為主的經學著作。在比較《周易》與《焦氏易林》之後，錢先生也不得不感嘆《周易》取象譬喻的相形見絀。所以他對《周易正義》的管窺，更多的傾向於綜合文字訓詁和義理解讀的闡釋之循環，這是一種以還原和比較為主的文化闡釋。
錢鍾書對《周易》進行文化闡釋的第一步，是以一種新的文本細讀的方式，對《周易》的字義加以考釋還原。如在釋《蠱》卦時，他區分“幹蠱”之二義，古訓為“繼父之志事”，“宋以後始有訓‘幹蠱’為蓋父之愆”，朱熹時代古訓亦常見，故陳澧稱朱文《張敬父畫像贊》中“汲汲乎其干父之勞”為“直筆”，“非是”。對此，他不禁慨嘆說：“朱《贊》雖本‘古訓’乎，正亦隨循時俗用字耳；本‘古訓’易知，亦正從時用則不易知而考論修詞者卻不可不知也。”考論修詞的人必須對古人驅字遣詞的訓詁規律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再如《周易・震》：“六三，震蘇蘇”，“上六，震索索”。《正義》認為“蘇蘇”、“索索”是“畏懼不安之貌”；虞翻根據卦象和爻位，認為“死而復生日蘇”。錢鍾書先生引《水滸》、《封神演義》“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殺狗勸夫》“則被這吸里忽剌的朔風兒，那裡好篤簌簌避”，乃至援用吳語。
方言材料，說明《正義》之解為是。與虞翻所代表的漢易象數派在文本自身的文字材料之外苦意經營、曲意彌縫相比，錢先生更欣賞《正義》這種平實而又實事求是的闡釋方法。
這種立場也表現在他對《詩經》的解讀中。《狡童・序》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錢先生批評說：“詩必取足於己，空諸依傍而詞意相宣，庶幾斐然成章；苟參之作者自陳，考之他人載筆，尚確有本事而寓微旨，則匹似名錦添花，寶器盛食，彌增佳致而滋美味；蕪詞庸響，語意不貫，而借口寄託遙深、關係重大，名之詩史，尊以詩教，毋乃類國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濟者乎?盡舍詩中所言而別求詩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間而上窮碧落，下及黃泉，以冀弋獲……”相反，他說：“竊以朱說尊本文而不外騖，謹嚴似勝漢人舊解。”固正是由於漢儒往往漠視文本原貌，而執着於端之偏見，苦澀凝礙，導致漢學逐漸喪失生命力和活力。這雖然是說《詩》，實可與其解《易》之法參照互證，相互發明。
另一方面，錢鍾書對於重視理解的義理闡釋也不排斥。在他看來，“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只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訂”。他主張把文字訓詁當作研究的工具，並不緇銖必較，而要能到岸舍筏。如《周易正義・論易之三名》引《易緯乾鑿度》雲：“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錢先生說：“一字多意，粗別為二。一日并行分訓…・・・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訓。變易與不易，背出分訓也；不易與簡易，并行分訓也”；“易一名而含三義者，兼背出與行之分訓而同時合訓也”。又說：“此特言其體。若用時而只取一義，則亦無所謂虛涵數意。”從表面上看，他完全是在講“易”這個字，但實際上卻已經道出了“易”理的體用之別，於《正義》分門別類的解釋之外，進一步強調了易之三位一體，三義一名的“合”的一面，這已屬於義理闡釋了。
不論是“通訓解詁”之學還是“義理思辨”之學，錢鍾書對於這兩種傳統研究方法的優勢和弊病都有着充分的認識。他說：“清代以來，治子部者，優於通訓解詁，顧以為義理思辨之學得用文字之學盡了之，又視玄言無異乎直說，蔽於所見，往往而有”；“蓋學究執分寸而忽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恢張懷抱，亦僅足以容學究。”他主張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把文字訓詁之“分寸”與義理思辨之“寥廓”結合起來。這就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解讀方式：不僅要吸收乾嘉樸學“必知字之詁而後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後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的方法，而且“復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詞’)，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文’)”，即“闡釋之循環”。錢先生雖然在求得文理之通達方面於義理派多有所取，但研究的目的與義理派實已大乖，成功實現了研究重點由“義理”向文化闡釋的過渡。
《易・繫辭上》有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王引之謂“洗”與“先”通。錢鍾書批評他說：“王蓋不究義理，並弗顧文理，而只知字之通假耳。‘以此先心’既甚不詞，訓‘先心’為‘知來’又文義牽強。”在這裏，錢先生雖然將“義理”與“文理”並舉，但所謂“不詞”、“文義牽強”則進一步說明這種方法實際上是以“文理”為主，即重視文本自身意義闡發，而不是哲學思想的建構和剖析。在這種文本還原的基礎之上，他徵引古今中外大量的典故、習俗，在比較參證中，將隱藏在易象背後的一系列饒有興味的文化現象展現出來。如《觀》卦《彖》辭雲：“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錢先生旁征博引，指出古今中外的宗教實際上都包含着“治民”和“愚民”的雙重功效，“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約之”，而“抉剔治於人者之衷心，遭荼毒而不獲申於人世，乃禱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蘇。”
再如《大過》卦雲：“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象》日：“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丑也!’，錢先生比較二爻指出：“於老夫則獎之，於老婦則責之”，“皆乖平等之道，假典常以逞男子之私便”，對這種“雙重兩性道德”之說所反映出的帶有歧視色彩的社會性別文化作了深度闡釋和文化批評。
從《漸》卦與《圍城》結構、構思的互滲互證，到重視修辭的文藝批評，再到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化闡釋，錢鍾書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無不滲透着《周易》這部中華原典的滋養。同時，他也以自己一系列新穎的文藝創作和研究成果，推進着易學研究的現代性進程，為進一步確立《周易》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和文化史上應有的卓越地位做出了积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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