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易經載體之理
自從漢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創義理學派之後，說易之書，燦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稱其是。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傳”、“解”等形式出現。其實，王弼發難的真正企圖，是要建立一個高貴無比的玄學體系。作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孫，他家學淵博，英氣逼人，自覺有使命在身。在這個對外否定權威，對內覺醒個性的時代，王弼關心的已不再是《易經》本身，而是已逐漸成為主流思潮的哲學玄思，這正是曹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8年）的現實需要，關注的焦點，就在傳統與現實聯接點上。以後各家也莫不以此為切入點。
今人顧頡剛說：“《易》本來只是一部卜筮之書，經他們用了道家的哲理，聖王的製作和道統的故事一一點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聖道關係最密切的書了。於是它從《六經》之末跳到《六經》之頂！”（《古史辯・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早在漢初，講授《易經》的人就紛紛為《易經》作傳，以後又分出兩派六宗。著名的有漢代《京房易傳》，宋代《程氏易傳》、《漢上易傳》、《誠齋易傳》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內傳》之前，就作了個《周易外傳》。
那些對《周易》的註釋，也是借《周易》講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實際上也是一種“易傳”。有的人乾脆另立門戶，僭號稱王，如西漢後期的楊雄（前53－18年），將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學觀系統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創一套符號系統：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當《易經》中的一卦，又分九贊，相當於爻，共七百二十九贊。又分九個階段，稱九天，分配於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陰陽二氣消長運行，萬物興衰成亡的過程。當時他的朋友劉歆就說，《周易》夠難讀了，你又來了一個《太玄》，誰能讀懂它？我恐怕後人要拿它蓋醬缸。孰料宋代司馬光竟是知音，不但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創了套《潛虛》，也有一套符號和說明。
東漢末年的魏伯陽，則另闢蹊徑，著《周易參同契》，把易與養生、煉丹等道術聯繫起來，創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統，為氣功、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找到了動力，也是今天“科學易”的端始。
後來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經》精華，形成獨特的以佛解易流派。華嚴和禪宗關係最為密切，而作為禪宗《五恭弘=叶 恭弘》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禪易關係中的翹楚。其後承雲岩曇晟（公元７82－841年），以《坎》、《離》二卦思路，提出“寶鏡三昧”新法門，作四言偈頌數百句，其中：
如離六爻，偏正回互，
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此四句最為關鍵，但奧義秘藏，難為其解，不知難倒了多少學者，而且引起一場長達幾百年的爭論，斷斷續續直到清代才告結束。
《寶鏡三昧》提出由個別的（事）上能夠顯現出全體（理）的境界來。說鏡里的是影子，鏡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如此別開生面，形成禪易一大特色。
當然，這一切易注、易傳，大都不是闡發《易經》思想，而是藉此來闡發他們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宋代大儒朱熹不滿意這些人的行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義》，他要還清廬山真面目，依他所見，歷代易學，就其解經說，其通病是空論較多，離經文本義甚遠。不過，朱熹到底身為一代宗師，胸襟遠闊，並不輕易否定一切,而是說只要他們能講出一番道理來，“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亦不應置之不理。這就給泛舟放歌者，發放了通行證。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哲學家、教育家。他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他的理學，後來成為官方哲學；所撰《四書章句集注》，和唐代孔穎達等編寫的《五經主義》，長期成為封建社會科舉取士的標準書。然而他自己的一套學說，卻出現了戲劇性變化，慶元二年（1196年），宋寧宗下詔禁止程朱理學，稱其為偽學，不料百年之後，1313年元仁宗詔令科舉教材，只用朱熹注本，元代的學者幾乎都是學習朱、程之說而起家聞名的。
由於朱熹、二程等人的極力倡導，以及陸九淵、楊簡、張載、王陽明、來之德、王夫之等人的推波助瀾，終於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社會大思潮――宋明理學，在縱貫四個朝代，綿延八百年中，形成了中國人的獨特思維模式。理學根本精神是“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就是修身養性，達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外王就是建立理想的社會，推行王道於天下。
北宋程頤（1033－1107年）、程顥（1032－1085年）兄弟二人，驅除漢代以來的象數方法，把爻辭變得很容易理解，創造了理學家的《易》。程頤說：“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遺書・卷二》）
他對自己的學生，甚至規定只需看三家易學即可,“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貫通,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勁。”（《程氏文集・金堂謝君書》）這三家對象數掃除略盡，很合程頤味口，漢魏王弼首開義理先河，宋初胡瑗作《周易口義》推闡義理，又有師承關係；王安石著《易解》也屬宋易中的義理學派，又是當朝權傾一時的人物。
程頤通過《易經》，提倡修身和改造，允許讀者逐步進行，以符合官方標準。他獨立地改造了《易經》，讓它成為一本道德的百科全書。《易傳》是他唯一的著作，在死前10年中，他因反覆修改這本書，而無暇再寫其它著作，但仍然不能滿意，臨終前他說“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程氏外書・卷十一》）其實他的《易傳》的理學思想內核，仍然是從《易經》本身汲取的養料，我們回頭看看《易經》，便能發現先聖們對這一問題極為重視，“立德”從來就是最高目標，其次才是“立言”，再次才是“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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