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易經》象數派與義理派的關係
6000年前的河圖易，是自然科學的發端。易經象數就是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科學，科從斗，斗表示天文星占，禾指農業生產；學的繁體字“�”，是一位學者（子）在占卜（爻）。所以科學確是源於象數學。
易學中的象數，是以可感知的形下器物、乃至人事吉凶禍福為對象。易學中的義理，則以形上的道德人倫，即君子之道為對象。象數講的是事實之必然，義理則着重講價值之應然。兩者同屬易學，但對象與層次不同，不能混同。
三易（連山易、歸藏易、周易）都是象數理論，但是到了周易時代，孔子註解周易作易傳，在這個時候也就出現了義理派。《周易》是經學，講象數，《易傳》是論學，則側重義理。
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心路歷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至四十，還處於“下學”階段。五十至七十，才是到了“上達”的階段。上達經歷了三個時期、三個層次，並非一蹴而至。
“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學《易》”的結果；因“知天命”而“畏天命”，知富貴“不可求”而“居易以俟命”。這是宇宙決定論思想。因為從這裏發現人是有命運的。
“六十而耳順”，是知人性的結果。《中庸》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在“知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一步“知人”。天地有陰陽剛柔、盈虧否泰、盛衰生滅，這是決定論。人道有君子小人、是非善惡、吉凶禍福，這是價值論。天道不可逃遁，只能趨吉避凶。人道則容許選擇，蘊涵自由意志，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險以僥倖”。孔子肯定君子，貶斥小人，明顯地是一種價值選擇。《中庸》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應該說，孔子五十六十，不論知人知天，還只是在宇宙決定論的框架內作出價值選擇，即認識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與“福自己求”的可能性，因而對人生採取“擇善固執”、“依乎中庸”的態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安於義命。
到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則已經是超凡入聖，“上達”至自由意志的境界。不逾矩，則一切行為已無太過無不及的偏弊，達到了中庸的“至德”。到此境界，趨吉避凶已失去意義，所以孔子才能夠說“不佔而已矣”。孔子從知命到造命，從“樂天知命”到“從心所欲”，一共經歷了三十年。
《中庸》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達到至德與至道，已經是“顯微無間，體用一源”（程頤語），類似莊子《齊物論》所說“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聖境，超越宇宙決定論，所謂“超乎象外”（詩品），非象數之所能及了。
問題是，超越決定論，是否可能？《尚書・大甲》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詩經》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尚書・蔡仲之命》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尚書・伊訓》又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所謂“克念作聖”，並非無據可稽。《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這一點必須明白。《繫辭》講積善邀慶成名，積惡招殃滅身，是孔子對古聖超越思想的發揚光大。
這裏特別重要的是：我們終於看清楚，孔子如何開拓了由決定論上達自由意志的道路，這就是：“擇善固執”，“依乎中庸”。老子說：“善者我善之，不善者我亦善之，德善。”智者大師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孔子說：“素其位而行。”老子說：“和其光，同其塵”。佛陀說：“隨緣不變。”令人驚奇的是：孔子、老子、佛陀三聖上達自由意志聖境，竟然是殊途同歸，不謀而合。這就使我們無法不相信：聖人之道揆一。
看《易傳》，我們可以發現，孔子既講象數卜筮，又講道德義理；既講天道吉凶悔吝，又講人性是非善惡；既承認決定論，又強調君子之道，追求自由意志。可以說，原始《易經》的基本精神是決定論，而到了孔子作《易傳》，才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在承認決定論的基礎上，強調君子之道，強調自由意志，從而在象數與義理兩個不同層面上，消除了事實與價值的衝突，解決了一直困擾着哲學家的必然與自由的關係問題、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關係問題。在人類思想史上，這不能不說是一樁石破天驚的偉大事件。
綜上所述，可知孔子作《易傳》，其內容包括象數與義理兩個層次，即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從言、動、器、卜四個方面，以傳解經，經傳統一。但兩者層次不同，有先後輕重之分。《易經》重象數，只論盈虛消息，只求趨吉避凶，其主旨是決定論。《易傳》重義理，強調以君子之道處變，從而超越象數，其主旨是價值論。當然，《易傳》的目的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彖辭），超越象數，上達聖境，畢竟不是其應有之義，故孔子並未明言，這一點又不可不知。
歷易匯通與陰陽家歷易同源相涵，所以《易》象數之學包括醫卜星相，都離不開掌管星曆的羲和之官――陰陽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論陰陽家，實際上也就是論《易》的象數之學。《易》與陰陽家並無實質不同。《周官》“太卜掌三易”，就是掌管三種卜筮方法，不論何種卜法，都離不開曆法象數。戰國時三易與陰陽家合流，是歷易匯流的必然趨勢。《歸藏》易可能就是在這種潮流中被湮沒的。《黃帝內經》干支運氣歷，大概是由《歸藏》易或醫易的原型演變而來。它以物候與人身小天地為依據，用干支配合的六十花甲子來紀年、月、日、時，以紀萬象生化過程，是一種有別於太陽曆與太陰曆的特殊曆法，即以太陽周天三百六十度為依據的所謂三百六十日法。《黃帝內經》生命哲學思想，是一種極明顯的宇宙決定論。
易學兩派的分途發展漢代以後，《易》與五行干支運氣思想結合，與陰陽家合流，散入民間，象數之學大興，義理晦而不彰，終於形成了經傳割裂、分途發展的趨勢。西漢孟喜、焦延壽、京房以卦氣占驗說易，包括納甲、飛伏、世應等法，為漢代象數易主流。東漢鄭玄以“爻辰說”解釋經文，以“五行說”解釋筮法，說易一以象數為主，對後世影響極大。漢代以象數解易的另一大家是魏伯陽，其《周易參同契》以爻象論道家丹鼎修鍊之術，開啟後世道家易先河，深契《易經》象數原首。但儒者囿於門戶，多不理解。
易學中上承《易傳》義理以解易的，首推三國王弼。他一反漢代社會拘於象數的陰陽災變思想，掃象言理，雜以老莊，專明人事，注重形上之道，輕視形下之器，主張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揉合孔子《易傳》“聖人之道”與老莊玄義，力矯流弊，影響及於隋唐。但王弼挹流塞源，矯枉過正，割裂象數與義理的依存關係，此一偏弊，對後世儒家片面以義理解經的風氣，有極大的影響。隋唐佛教大盛，學者崇尚虛無寂滅之教，《易經》王注以玄義解經，思想與之相應，自受重視歡迎。
但《易》為探索萬象生滅變化之書，象數之學依然受學者與社會重視。李鼎祚纂輯《周易集解》，集漢唐三十五家易說，宗鄭玄，排王弼，保存了不少前代資料。此外，僧一行以《易》大衍之數推合律歷，是歷易同源匯通的典型，也是對象數《易》的傑出貢獻。宋代是易學象數與義理並興的時代。北宋陳摶、邵雍創立“圖書易學”，使象數易出現了新面貌。河圖洛書以十（九）個數字錶示四象五行，包括時間（時序）、空間（方位）及水、火、木、金、土五行。河圖順時針右旋表五行順行相生，洛書逆時針左旋表五行逆行相剋，其本來涵義是把宇宙時、空、物變化過程量化，與律歷、《易》象數並無實質不同。後人不明所以，以致聚訟不休。邵雍以十二與三十兩個数字迭相為用，統元、會、世、年、月、日、時，其寓意似與干支運氣歷相似。周敦頤作太極圖，完全歪曲伏羲據歷畫卦原義，是象數易的一個異端。宋代義理易學首推程頤易傳，雖說義理與象數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但他明言“予所傳者辭也”，“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佔在其中矣”。但是，不觀變玩占，何由而能知何卦何辭？這種只講觀象玩辭，抹煞觀變玩占的觀點，顯然是失之偏頗的。
南宋朱熹作《周易本義》，在肯定程傳義理價值之外，特彆強調象數的根本意義，說“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朱熹認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這是持平之論。朱熹又作《周易參同契考異》，重視道家易的價值，識見自是高人一等。
清代易學首推李光地奉敕撰修之《周易折中》一書。其卷首《凡例》主張“言義理、言象數，但折中於朱子可矣”。其《綱領》三篇，結論也是“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此書雖偏重義理，但主張理數一體，《啟蒙附論》一篇，特別肯定象數的意義，認為是“萬理於是乎根本，萬法於是乎權輿”。此外，李光地《周易通論》一書則以消息盈虛、觀天道以修人事立說，態度是公允的。
晚近說易，首推尚秉和《周易尚氏學》。溯流探源，立論精當，對矯正王注程傳不重象數的偏弊，意義甚大。
醫易――《黃帝內經》生命哲學象數派中最重要的一個系統是醫易。中醫經典《黃帝內經》的理論依據是干支運氣歷，這可能是由黃帝《歸藏》易的原型演變而來。內經所謂“生氣通天”、“臟氣法時”，完全是根據“人身小天地”，即三才之道立論。戰國秦越人《難經》、漢代張仲景《傷寒論》六經辯證、晉代王叔和《脈經》，以及經絡學說、子午流注針法等，都是在此經典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在開頭《大醫精神》一章中，特彆強調了醫家精通術數的重要性。明代醫學家張介賓作《類經圖翼》及《類經附翼》，對醫易匯通理論作了重要的闡發。易學象數是術數家醫卜星相共同遵奉的理論，而醫家列於首位。任何否定易學象術的思想，都無法跨越中醫“人身小天地”的理論（參閱《從黃帝內經生命哲學看生命過程的時空模式》一文）。可以斷言：黃帝內經生命哲學將成為未來世紀生命科學的指導思想。
象數義理，一以貫之縱觀易學源流，我們可以看出：象數與義理，本來就是易學的兩個層次與兩項內容，各有其存在的依據與價值，沒有理由在兩者之間別其軒輊，作出褒貶選擇。最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哲學上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分歧，必然與自由的分歧，如何主宰着易學研究中象數與義理兩派的分途發展。其中，象數派中的醫卜星相等陰陽術數，又與中國人的民生日用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自古及今，從未中斷其影響，其存在價值不容抹煞。當然應當肯定，孔子《易傳》的最高目標，是“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希賢希聖的境界，非經由“下學而上達”的歷程不可。所以，孔子說： “君子之道鮮矣！” “知我者，其天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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