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開《易經》奧秘？
《易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源泉，許多傳統文化的流派也來源於它。因此，要真正理解其具體內容與涵義，並進而理解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必須將其與當時的歷史聯繫起來，把它當作一個完整的、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去研究，才能得到比較合乎實際的認識。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傳統文化不是憑空發生，不是某些聖賢隨心所欲造出來的，而是歷史上諸多政治、經濟活動的高度總結和概括。
按照這個思路，作者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發現《易經》不是令人難以琢磨探詢，飽含迷信色彩的天書，而是一本介紹周文王祖孫四代政治奮鬥史的政治教科書。它講述了周文王家族是如何從一介平民成長為天子的艱辛歷程。其書中的前三十卦，文筆簡練，層次分明，史實豐富，哲理明晰，為周文王所作，記載了其祖父古公、父親季歷及自己被囚禁於�里這百十年的風風雨雨；從三十一卦到六十二卦，是周公旦對周文王治理西歧八年來言行的記錄；最後兩卦，則是周公旦對周武王第一次伐紂的記錄。
總而言之，《易經》的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六爻（其《乾》卦和《坤》卦皆七爻，而非六爻），無一不是周文王、周公旦對其祖孫四代百餘年曆程中各種政治事件所作的哲理、德理、情理以及政略、戰略、策略等高度的總結和概括。其解釋之詳盡，其說明之簡練，其內容之廣泛，實為古今中外之獨一無二，它對於每一位有志之士來說，都是一本不可須臾或缺的人生教科書。
文王在撰寫出《易經》的前三十卦后，思想有了質的飛躍，進入了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故而武王等人在其指導下，將歧周治理的井井有條，無論從政治到經濟，從軍事到外交，都沒再遭受什麼大的挫折，十一年後，就很順利地奪取了殷商的天下；周公旦因其多才多藝，被文王留在身邊耳提面命，更是完全的繼承了文王的衣缽。因此，周公旦建樹的治國大綱，不僅保得周家八百年天下，維繫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餘年不倒，甚至今天還在發揮着它的強大威力。孔子不過拾其部分牙慧，卻博得了個“聖人”的雅號。
海內外研究易經的著作是很多的，但本人總有這麼一種感覺：這些研究大都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流派來與另一個流派來作對比，而較少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這兩種不同文化的對比。即使有些這方面的研究，站的角度似乎也有些過於高雅、專業了點，而難以為眾人所理解。
《易經》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要真正的讀懂它，就必須站在總體的、全面的高度，將其與外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歐洲文化來作一個全面的對比。在一個圈子里來回打轉，或者拿一根樹枝來與一棵大樹對比，是難以看清《易經》本來面目的。俗話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說得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本人不揣冒昧，在這裏試圖對中西文化的某一差異作一簡單介紹，作為引玉之磚。因為這對於理解《易經》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東西方的古代文化有很多不同點，而世界觀的不同，則是最基本的。以希臘文化為主導的西方世界觀認為：神和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主宰，人類不過是神和上帝的創造物和附庸。離開上帝的庇護，人類自身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其英雄與哲人要想有所作為，首先必須獲得神之化身或受神庇護的特殊身份，才能獲得民眾或帝王的支持，得以從事某種活動。故而在西方的古代，很少產生脫離了神聖光環的偉大政治家，但傑出的科學家卻層出不窮。這些科學家努力探詢世界萬物奧妙的目的，就是為了盡量擺脫神和上帝的約束，以獲得人類自身的完全自由。但中國的情況卻與此正好相反。
中國古代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則認為：人與自然界是一個秩序井然、層次分明、上下有序而密不可分的統一體，而這個統一體的主宰是人。人類在自己的領袖率領下，可以控制自然，並不斷地改造自然。上帝和鬼神在這個統一體中是次要的，它們只有藉助於人力人事，才能表現出自己的存在。什麼是天意？人民的意志就是天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因此，中國古代的英雄豪傑，無一不是將人類社會的政治原則、道德理念與自然界諸種變化及其規律合而為一的來看待，來研究的。他們的活動無一不是以治理好民眾為最高目標，從而使自己成為賢明有為的帝王與政治家。即使出現了一些純粹的自然科學家（如神農嘗百草），政治家和人民也總是立刻將其吸收或推薦到政治家的行列中，並將其研究成果納入政治之中（這種世界觀，在周朝開始受到削弱。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就向另一個方向轉化了）。
這樣，將自然規律與治國哲理、策略合為一體來研究，就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尚書》、《道德經》、《南華經》、《詩經》、《楚辭》、《呂氏春秋》、《淮南子》等著名古籍的內容，無一不反映了此種事實（《黃帝內經》也許是個唯一的例外）。《易經》是其集大成者，天人合一、對立統一、相反相成、德主刑輔等辨證思維，自然貫穿於全書首尾，而絲毫不顯得牽強附會。
以上所述，基本上屬於把握《易經》脈絡之所需。但要進一步的理解它，搞清書中每一爻的涵義，還需明白書中第一卦專論九，第二卦僅評六，以後各卦則六、九皆談的道理。
中國古代是以數來表示萬物之興衰的。古人認為：一是萬物的起始、源泉；五代表萬物的現狀，向下為退化，向上為進步；九則是萬物進化的極限。若不就此止步，改弦更張，必然導致物極必反的結果。《素數》道：“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周文王則在這個基礎上，將其進一步的加以發揮，從一到九，每一級都加以細化，再分為九個階層，每一級中的五，就是事物發展的轉折點。事不過五，就始終有進步的餘地；一旦過五（稱為“上”），事物本質就因其所處的級別不同，而在其內部發生部分突變，從而具備了新事物的部分內容。過了九五，質變完全完成，從形式到內容，就再也不是原來的那個東西了。
但是，六五和九五還有重大的、根本的區別：六五指的是局部、具體、個別的突變；九五指的則是全局、宏觀、整體的突變。局部的挫折無關大局，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決策的失誤，則會導致事業的徹底失敗。
由此，《易經》起首的第一卦《乾》首先說九，目的是告誡人們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先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這樣，就可以把握住局勢變化的脈絡，時時從原則、大局、長遠方面來考慮問題，而不至於犯下原則性的錯誤，使事業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第二卦《坤》完全道六，是告誡人們在確定自己的奮鬥目標與指導思想后，就要腳踏實地，老老實實的從微觀、小事上做起。眼高手低或手高眼低者，都將一事無成或半途而廢（上六）。
兩卦的意思合起來就是：在宏觀上着眼，從細節上努力。
其餘的六十二卦中，六中夾九者，講的是一邊實踐，一邊對其加以理論上的總結，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用以指導今後的實踐；九中夾六，則是說指導思想在開始時僅有一個輪廓，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不斷的依靠成功的經驗來對其加以豐富和完善。如此反覆地交替進行，才能保證事業的成功。
《易經》中特別點出兩種常人眼中的英雄，因其鼠目寸光，並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作傳統的俘虜，倒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第一種人聰明能幹，自信心很強，在執行具體使命時，憑着自己獨特的經歷而造就的豐富經驗，幹得得心應手，頗有獨創性，不愧為一方豪傑。但一旦掌握全局而又突逢風雲變幻時，就下意識地按傳統辦事，而全然失去了叱吒風雲的風範。其缺陷在於其不屑學習，不知借鑒前人的智慧。無有借鑒，不知可否，焉來預見與遠謀？成為傳統的俘虜，亦在情理之中矣！
另一種人飽讀史典，對前人的智慧如數家珍，無論在全局或局部，作為助手，其貢獻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但一旦讓其獨當一面或作為領袖，卻毫無建樹，甚至連守成都難以維持。其缺陷在於其全然忘記了時代已經變遷，不明白前人的經驗只能是借鑒而絕不可抄襲。削足適履，自然比第一種人敗得更慘。
基於對百十年風雲進行的詳細分析，周文王總結出這麼一條規律：在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同類錯誤的連續出現，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不要為眼前的蠅頭微利所誘惑，儘快地汲取教訓，糾正錯誤，力爭少犯同樣的錯誤。同類錯誤犯一次的為天才，犯兩次的為俊才，犯三次的為人才，屢錯屢犯的則是蠢材。
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密切注視時局的變化，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有經有權，善於靈活地運用政略與策略：事態不利時改變策略；環境巨變時則戰略改變。這就叫因勢利導、順應潮流。
（這在經濟領域叫需求；在政治領域叫藝術；在軍事領域叫謀略；在思想領域叫實事求是；在哲學領域叫辯證法；《易經》乃對之畫龍點睛，叫做順乎天理，合乎民意。離開這個基礎，就成了投機、權術、陰謀、誘導、詭辯。如此雖然也可得逞於一時，然靠此成就事業者，自古未有）
誰掌握了此規律，就能隨心所欲地駕馭局勢，游刃有餘地處理要務。就是風雲突變，也不會手足無措，仍能挽狂瀾於既倒，脫死地入桃源，將事業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反之，就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扭轉不了同類病毒的反覆發作，而坐看事業敗壞下去。雖有中興，亦不過病床上的掙扎而已。
總之，本人對歷史完全無有研定，以上所談，乃是一孔之見，並非結論。倘能因此使《易經》研究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千帆競發，則鄙人就心滿意足了。因為解讀易經，是一個宏偉的工程，絕非一二人所能夠完成的事業。它對於每一位文化工作者來說，都是一個腦力和體力上的重大挑戰，需作出持久的、甚至是終身的努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式，在這個領域除了鼓勵信口開河的風氣，增加學術研究的難度之外，是沒有第二個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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