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綜核名實”到“玄遠之學”
“名教”雲雲，其實際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其中包括了政治體製、人才配合以及禮樂教化等等屬於“文教”製度的內容。所謂東漢以名教治天下，即指東漢的政策、製度均是建築在儒家道德原則和人倫規範基礎上的。然而，東漢末年，名教顯然己不能夠維係人心了；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的官吏由於名不副實，不僅不能起到管理和控製社會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會的腐敗和崩潰。麵對這種情況，一些意欲有所作為的士大夫是頗覺痛心疾首的。王符在《潛夫論•務本篇》中指責道：“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誇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炫世俗之心者也。”漢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起政權，遂有恢複大一統帝國、取消地方分裂的意圖；他的反對名教，實在是為其打擊世家大族的政治計劃張目。《文心雕龍•論說》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權名法之治的特征。由此，在先秦時便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學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其現實目的是通過“綜核名實”以達到“官無廢職，位無非人”的理想政治狀況。
1.士的興起和察舉製度。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大業後，原先六國中的世襲貴族便己隨之消失。按照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國原則，除了皇帝這一係理所當然應該世代相傳外，其餘政權結構中的人都隻是皇帝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隨時予以罷免。這樣做的結果，等於是取消了貴族的世襲製度。不過，盡管漢初的製度、法律一切沿襲秦舊，這一原則卻自始就沒有能夠徹底實行。到了東漢末年，在執掌政權的貴族中己然無形間又形成了新的世襲階層，魏晉時將這一
階層稱作“門閥士族”或“門閥世族”。相對而言：
貶稱“庶族”。這一新興的世襲階層之所以被稱作“門閥在野的一派則，當然因為它是靠著門第來維持其社會地位的；而“世族”的稱呼，也隻是表明其具有世襲特點的社會地位。但是，“士族”雲雲，其中就頗有些深意了。從曆史上看，春秋以前，“士”隻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地位並不突出。戰國以後，“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有了一定的獨立地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麵都具有相當大的活動能力，逐漸躍為了“四民”之首。由此看來，將“士族”與“門閥”聯稱，表明這種世襲“門閥”是以“士”為主體的；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貴族而且還是文化上的貴族。從有關的史料來看，“士”或“名士”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中頗具影響，享有很高的聲望：
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後漢書•黨錮傳》）這裏的“三君”、“八俊”、“八顧”等均為名號。門閥士族以一種相互標榜的方式，將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歸為一類，用“君”（德才為一世所宗）、“俊”（人中英傑）之類的稱號彼此讚譽，一時間頗具顯赫的聲勢。造成門閥士族勢力強盛的原因很多。據現代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分析，主要一點在於“士”對當時學術的壟斷：“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既而，“經學既為入仕之條件，於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國史大綱》上冊，第184〜185頁）。至於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兩漢的察舉製度有關。
西漢初年，朝廷為了選拔優秀的統治人才，建立起地方察舉製度。從漢高祖、漢文帝直到漢武帝，都曾先後下詔，令天下察舉傑出之士。標準主要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簡稱“賢良”，稍後也泛及孝子、廉吏，簡稱“孝廉”。當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發布的《求賢詔》首先提出：“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並明確規定各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以後，漢武帝在《求茂材異等詔》中更直截了當地主張“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東漢以至魏，地方察舉製度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做法。
由於人才的選拔以鄉閭察舉為基礎，對於人物的品評、鑒識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從《後漢書》的有關記載可以看出，當漢末之際，名士照例有一個“品題”，雖然尚未如後來的“九品中正”製那樣設有專門機構來進行辦理，但士人的品鑒實際上己由一、二人主持。以當時享有盛名的“月旦評”為例，《後漢書•許劭傳》
載：“......天下之拔士者，鹹稱許、郭。......初助與靖俱有局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可見，人物品評業己成為當時士人清談的一個重要話題，而總持評語的權力則集中在個別批評專家的手裏。然而，這種起自鄉閭的人物品評也有很大的流弊。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那樣：“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標準，因此易於營私。一麵是權門請托，一麵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裏去。”（《國史大綱》上冊，第185頁）一方麵，“賢良”、“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當時政府為了讓地方推薦優秀人才所立的名號；另一方麵，在士大夫門第觀念的把持下，鄉閭間推選出的士子，其品行卻往往與這些稱號相反。對於這一類情況，當時王符便己加以嘲笑。稍後，晉朝方士葛洪在撰寫《抱樸子》一書時，引用了漢末的民間議論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葛洪將這種情況統稱為“名不準實，賈不本物”（《抱樸子外篇•名實》）。
曹丕為魏王後，為了糾正這類名實不符的現象，同時也是針對當時因人士流移所帶來的鄉閭查考的困難，創立了九品中正製度。所謂“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擇本地的賢而有識者主持；其識鑒、區別人物，共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隨後供吏部選用。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製是有利於世族的仕進製度，這當然同曹丕有意代漢為帝的用心有關，是想以此取得一大批門閥世族的擁戴。但是，另一方麵，也由此引導了時人對名理之學（形名學）的重視。稍後，曹睿又開始謀求建立一種更具體的“都官考課法”，這項工作由當時著名的形名學家劉劭承擔。值得注意的是，由劉劭撰著、對日後玄風起有重要前導作用的《人物誌》一書，便是對以往人物考核、品評中的隨機性內容所作的抽象概括。於是，具體的實際政治措施開始轉而趨入了較為抽象的名理研討；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責實”等等觀念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關注。不過，總體而言，正如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分析的那樣：“初期名理學家大抵由檢察名實，特別是由考察人物以至於循名責實使人位相稱，因此與法家相近。一到稍後，便轉入了道家。”這中間有邏輯方麵的必然性。但從社會政治一麵論，“名理學本來是針對東漢名教之治而興起的。曹魏政治即與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謂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檢察名實，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擴大君權、裁抑大族的意義。到了齊王芳時，由於君權的削弱，政治趨於寬弛，皇帝也成為虛位，於是從綜核名實轉向提倡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