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薇和周迅:兩個女星是閨密

忘年之交吳冠中先生

　　我和吳冠中先生同住一個小區。去年我要遷新居,在準備拔掉電話機的一剎那,我想到要和吳冠中先生告別。電話里我說會常來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說他身體其他方面還好,就是睡眠欠好,吃四片安息葯也只能睡三個小時,很痛苦。我問他還在創作嗎?他說很難題……電話里,他說了許多,似乎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遠行。

　　回憶起前年春節,我最後一次去給吳冠中先生賀年。和往常探望他一樣,我除了帶去一張會說賀年話的嘴,依舊空着兩手。但當我們雙手握在一起時,我是那樣真切地感受到送給我的溫暖。

　　雖說是過年,他家的新年和舊年一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轉變。他的生涯多年來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小畫室不到10平方米,面向陽,畫案旁的餐桌上已擺放好午餐:一隻盤子般的大饅頭、一盤“水煮蒜苗”、兩碗多種豆類煮制的粥。吳先生和夫人正準備就餐。我注重到吳先生似乎剛剛理了發,就問,照樣街邊師傅的手藝?吳先生顯得挺喜悅地說,街邊剃頭師傅搬進剃頭室,不用站街了。

　　許多年來吳先生總在街心公園的林蔭小道邊,花兩元錢找個“蹲攤”的剃頭師傅“剃頭”。我每次遇見他都市開頑笑地說,這麼有價值的腦殼咋就這麼廉價地“處置”一下?吳先生扭過頭說,剃頭師傅是“行為藝術”,我是紙上談兵,我們事情差異,價值一樣。凡到這時,他的腦殼會被剃頭師傅“無情”地歸位。他只得低頭喃喃:我這時刻的價值就相當於一個守候削皮的冬瓜。剃頭師傅遇到這樣的情景,就會神情地哈哈大笑說,那你們先聊會兒吧。言笑間,吳先生總會有意無意地談到他的“創作看法”。此時,我都以為他很伶仃,期望別人的明白。

　　有一段時間,社會上對吳先生的一些看法有些非議。我知道吳先生有許多話要說,我也知道他有許多話不願說。因此,在發動吳先生接受我採訪時,我們有言在先:不談友誼只談看法,我是記者,職責所在,有言必錄;您是受訪者,完全自願,真話實說。

　　吳先生是個率性而坦誠的人。以往無論是他的學生、同夥照樣記者來訪,他從未要求對所寫文章在揭曉之前過目,可他對我提出了“我看過再發”的要求。以往,也許由於記者的誤解,或紀錄詞不達意,或節取只言片語,或是其他的緣故原由,揭曉后給吳先生本人及社會、學術界引來了一些不需要的矛盾和誤會。

　　以是吳先生嚴肅地對我說:“揭曉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對我的話認真。不能再上同夥的當!由於是同夥才信託,才會受騙。同夥在變。我也在變,沒有穩固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階段都市有同夥和知己。過了這村便沒有這店,同夥和知己很難與自己結隨偕行。分手了,真誠的同夥留下眷念,並非真誠的同夥留下遺憾。我當了數十年西席,對自己的學生一直不說假話、空話,在學術鑽研上絕對用科學的剖解刀,六親不認。對學生、對同夥的坦誠險些成了習慣,對並非真誠的人也坦誠看待,對有目的的人毫無提防,於是被行使,被斷章取義的教訓不少。這樣的人和事不僅影響我小我私人的情緒,對社會和學術界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面臨這位學貫中西,雖已鶴髮蒼蒼,卻又不諳世事的單純如孩童的老藝術家,我沒有說出“我文責自負”那句常說的話。由於,我着實找不出理由拒絕老人家的要求。那次採訪很深人,他的情緒一直很激動,但也很蘇醒很有條理。厥後我的專訪《吳冠中有話要說》在《文藝報》整版揭曉后,吳先生將此文收入到他的文集,我們的友誼也從相識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記得2001年我去吳先生家那次,他家與昔日稍有差其餘是窗台上多了一個小罐頭瓶插着的紅色康乃馨,書桌的花瓶里是帶有綠恭弘=叶 恭弘的金色鬱金香。這使我溘然想到,今天約莫是吳先生的生日。那兩束淡雅、質樸、沒有任何裝飾的鮮花,一定是他的兒孫或熟悉他的同夥或熱愛他崇敬他的學生悄悄送來,以表心意。吳先生一輩子從未為自己張羅過生日,也堅決不主張任何人為他過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說,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們都屬羊。他隨口問了我這隻羊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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