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我在聽

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伶俐的人。他是畫家，會刻鈐記，畫寫意花卉。鈐記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種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以為樂器中最難的着實是胡琴，看起來簡樸，只有兩根弦，然則轉變許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現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以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今後他就不再養花。我母親死後，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裡有燒冥衣的習慣。根據母親生前的喜歡，選購了種種花素色紙作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性，看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着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裡放鷂子，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裡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鷂子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鷂子可筆直的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鷂子，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蹂躪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裡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野外里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酣暢。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差異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內里養了金鈴子。從外面可以看到金鈴子在內里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種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扎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的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罵瓜”）上開小口挖凈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里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人的孩子都跟過來看，異常羡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體貼的，但不強求。我小時了了，國文成就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

我媽

他就拿出去四處給人看。我的數學欠好，他也不指責，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餘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瀏覽，只是畫一些鮮艷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後，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尚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裡，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硯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約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硯都只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硯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硃砂井”，然則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囚犯，只是一個趙廉，搖着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群塢縣在馬上猶豫不決”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麼大的人陪着幾個孩子玩了一下晝，還挺喜悅。我十六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吸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吸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還從幼兒園剛結業，剛剛學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趕忙學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時代，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有時回家，孩子們對我照樣很親熱。我的老伴警告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線’。”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麼還給他打酒？”只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按劃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着他回來。不意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硯。他這個同硯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硯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根據大隊的劃定是不能回北京的。然則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硯的隱秘輔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暫且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即是“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做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那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麼一個貧苦，使我們異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卧室，對他的冒失行為示意很不滿。我叱責他：“怎麼事前也反面我們商議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那時馬上明晰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相關的頭腦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硯之間的義氣缺乏明晰，對他的情緒不夠尊重。他的同硯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耳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