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開花

父親的手

　　父親病倒了，突然之間腦溢血。進了搶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閉目合眼，昏厥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動，似乎只有手是蘇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聲“爸爸”，他的手顯著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聲。他又回握了一下。我低頭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究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不是典型的男子的手，手掌不寬、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沒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膚下十分清晰。整隻手暖暖的、軟軟的。我看着、攥着、撫摸着。我溘然察覺，我照樣第一次接觸父親的手——自懂事以來的半個世紀時間里我居然從未接觸過父親的手!我感應恐慌。事情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由於是父子，碰頭或劃分雖然不至於握手，但此外就沒有接觸的時機嗎?沒有，是沒有。我疏遠了父親的手。想到這裏，我心疼地把父親的一隻手捧在懷裡，注視着，摩挲着，眼睛隨之模糊起來……

　　只管生涯事情在鄉下，但父親這雙手險些沒做過農活，更沒做過家務，甚至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園都不太會。但我必須認可爸爸是個很伶俐也很起勁的人。父親解放初期只念到月朔就事情了，由鄉供銷社到縣供銷總社厥後轉到人民公社即現今的鎮政府。同樣是這雙手，卻打得一手好算盤。寫得一手好鋼筆字和洽毛筆字，寫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別說十里八村，即便在整個縣那時都是有些名氣的。惋惜他脾性欠好。同樣一句話，從他口中出來往往多了稜角，尤其讓嚮導聽起來不大舒坦。所謂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原由，他一輩子都沒升上去。

　　我繼續征采影象，征采父親的手在父子情緒之間留下的痕迹。記得大學三年級那年頭夏我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住在長春偏離市中央的熏染病醫院里。“文革”尚未竣事，物資奇缺，連白糖都憑票供應，平時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對肝炎患者來說，糖是最基本的營養品。一天中午，我在醫院病床上悵悵地躺着。幾個病友都睡了，

天冷就回家

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延遲的課，想入黨申請能否通過。正想着，門輕輕地開了。進來的竟是父親。依舊那身半舊的藍平民褲，依舊誰人塑料提包，依舊那副清瘦的面容。我爬起身，父親在床沿坐下。父親平時就緘默寡言，這時也沒多說什麼，只是簡樸問了問病情，然後一隻手拉開提包，另一隻手從中掏出一包用黃紙包的白糖，又一個一個地小心摸出20個煮雞蛋，最後從懷裡摸出20元錢放在我眼前的褥單上。父親一個月人為47元5角，母親沒事情。八口之家，兩地分居。作為宗子，我固然知道這20元錢意味什麼。我說錢我不要。父親沒作聲，一隻手把錢按在褥單上。爾後端詳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樹上看了片晌，說：“我得走了，你好好養病。”說著，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門的單薄的身影，鼻子有些發酸。我家在長春東邊。他事情所在的公社在長春北邊，相距100里——父親是從百裡外的家趕來，又趕去百裡外的公社的——他在那裡做公社黨委宣傳委員。

　　我更緊地握着自己從未曾握過的父親的手。我知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雙手再不會為我做什麼了。是的，父親是個不善於用話語表達自己正面情緒、尤其是對子女的情緒的人，這雙手也就給了我更多的回憶。時間迅速向後推進。也就在一年半以前，怙恃在我所在的青島生涯了兩年。兩人的身體都還好，我就在市區較為熱鬧的地段租了屋子給他們單住。每星期去探望一兩次。客廳有個不是很長的長沙發，父親總是坐在沙發一頭看電視、看報。我去的時刻也坐在長沙发上，有時坐在另一頭，有時坐在稍脫離他的中央位置。一次無意之間，我發現原本父親靠着的靠墊正一點一點往我這頭移動。細看，原來他用一隻手悄悄推着靠墊。我佯裝未見，聽憑靠墊移到我的身旁。顯然，父親是想讓我靠這靠墊。但他沒有說，也沒有直接遞給我，而是用手逐步推移，生怕我察覺……

慈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