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口的父親
眷念我的爺爺
爺爺脫離我們已經快有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寫一篇紀念爺爺的文章，但每次一有這個念頭都是淚如雨下無法提筆，今天寫下“眷念我的爺爺”幾個字就又濕潤了眼睛。
我想爺爺了。
今年陰曆十月一日晚上帶着女兒根據家鄉“寒衣節”的習俗在西安都市的路口給爺爺奶奶燒寒衣時，我又給女兒講了她老爺的故事，很多多少事情孩子不能很好的明白，只當故事來聽，可是，夜裡孩子看不到我眼裡流下的淚水，我想爺爺了。
爺爺有好幾個身份，一個是富平縣小惠公社小惠村的农民，一個是富平縣運輸公司的退休職工。他是富平縣運輸社公私合營時的社副主任，又是文革時代被扭送回家“地富反壞右”四類分子，是我們村的“大田主和資源家”。我至今都清晰的記得，他脖子上掛着“四類分子”的牌子被民兵壓着批判的情景，我小時刻就活在“田主”帽子的陰影里，被人叫做“小田主”備受欺壓，沒有同夥。
我記得多次公社的民兵氣焰洶洶衝進家裡不分是非黑白查封家裡的情形，把空空的面瓮和糧囷翻一遍再貼上封條，不管你們的死活。那時刻“田主”的帽子讓一家人繁重，沒有尊嚴、沒有職位、更沒有出頭之日。
可我沒見過那麼勤勞的田主，那麼善良的資源家、剋扣者。
我的影象中，爺爺是勤勞醒目的，我知道爺爺是干農活的行家裡手，我們家僅有的幾分自留地里，莊稼總是最好的。爺爺又會幹木匠、泥瓦工，村裡最臟最累最不掙工分的活永遠是他的，上工要第一個去，下工必須最後一個回，有人盯着呢。年底分糧，我們家總是最後一個。
爺爺是頑強的，我記得爺爺文革末期得臌脹病，肚大如鼓，天天躺在床上。我在地里抓一種蟋蟀，放在瓦片上在爐子里焙乾碾成粉末做藥引子，命懸一線時使用偏方現實上就是沒有了治療的設施，我都不知道爺爺是怎麼挺過來的。哪知道隨着文革的竣事，爺爺竟然迅速事業般恢復了康健，他樂觀的講：現在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賺到的，要珍惜。
他是善良的，他原諒了所有捏造事實、編造資料，謊報地畝數目給我們家扣上“田主”帽子人，原諒了迫害他的人，他讓昔時給他整黑質料的人替他再寫申訴質料把事情再寫回來。八十年月他被落實政策恢複信用和公職，根據退休職員領到補發的人為時，他給村裡正在上學的孩子每人買了一沓本子和一捆鉛筆，讓孩子們好勤學習。
爺爺是勤勞的，他靠他的辛勤勞作和伶俐智慧把一個窮家奮鬥到一個名揚周邊的“田主”，我現在還記得他粗拙勞作的雙手。爺爺腦子活，改造開放后，爺爺說遇到好時刻了，又着急着要養牛養牲畜勞動致富，被家人阻止了，“咋，你還想叫人家再給你扣個帽子嗎？！”你就看不到他有閑着的時刻。
爺爺小時刻家裡窮，沒上過學，他是通過報紙等自學識字的。但爺爺寫的字寫的很好，毛筆和鋼筆字，老家現在還珍藏着爺爺用過的日曆本，
上邊有他每月的記事，端正直正的行楷，很漂亮。我小時刻爺爺就要求我天天要堅持演習毛筆字，他給我準備了一支寫大字的毛筆、一塊方磚，天天下學回來要用清水在方磚上演習謄寫二十個大字。我辜負了爺爺的期望，厥後毛筆字沒有堅持練，也沒有把毛筆字寫的有模有樣，我卻繼續了爺爺的善良和正直。我也繼續了爺爺的頑強，雖然老有人欺壓，但上學時我很起勁，學習始終是壓倒一切，考過全公社年級第一上台領獎，我是爺爺的自滿。與父親一起睡
爺爺很疼愛我，我以為爺爺永遠都市記得我的生日，若是哪天早上起床，爺爺能遞給我一個剛剛煮熟的雞蛋，那就是今天我“狗上牆”（這是陝西渭北平原的一句方言，意思是生日），我的生日了。落實政策后，爺爺樂觀爽朗，他喜歡秦腔，愛聽、愛唱。他自己掏錢，用人為購置樂器，組織秦腔自樂班。那段時間我最大的興趣就是晚上給加入秦腔自樂班回家的爺爺開門，就為吃爺爺帶回來的點心（八十年月，農村家裡紅白喜事會叫秦腔自樂班來唱戲，沒有待遇，散場時主家會把唱戲時桌子上果盤裡的點心給每位自樂班成員分了，一人能有兩三塊）。直到有一天，爺爺在外加入周圍村裡一家婚禮突然發病，腦中風，被我和弟弟用架子車拉回家裡，爺爺就再也沒有唱過秦腔了。爺爺是愛我的，我在西安上學快到放假的那幾天，爺爺拖着病體會逐步挪到街道上天天等我，直到我回來。他知道我那時刻不太愛剃頭，我快放假時，他會算着時間也不剃頭，等我回家讓我陪着他一起剃頭。爺爺疼愛我更多一些，為此弟弟沒有少提意見。
病重的時刻，爺爺給家裡人交待：“我不欠任何人的，別人也不欠我的”。可是我們知道，爺爺這輩子輔助過的人，借出去的錢太多了。他借別人的他都還上了，別人借他沒還的他都不計算了，“別人不欠我的了”。往往想到這裏，我就泣如雨下。
爺爺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可爺爺說“咱們家祖祖輩輩都是好人，要做忠實人，要堂堂正正做人”。爺爺去世送葬時，我沒有哭出來，悲痛只在我的心裏，爺爺不在的這麼多年，我多次夢裡哭醒。現在，我往往想起，依然是泣如雨下。
我的爺爺叫張文勝，他是一個通俗的“农民”，他一生善良、勤勞、正直、勇敢、頑強、豁達，我眷念我的爺爺，我想他。
謹以此文想念，銘刻。
父親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