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
什麼是北川佛教：
北傳佛教的中心
據《三國志・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本戎傳》的記載，西漢哀帝元壽無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介紹了佛陀的事迹。這標志著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據傳請回攝麻摩騰、竺法蘭二僧到洛陽，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典《四十二章經》。他們居住的地方成為中國第一座寺院，即現在的白馬寺。
在佛教傳入初期，政府禁止漢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僅有少量寺廟供來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參拜。當時中國社會盛行黃老和神仙方術，認為通過祭祀可藉助神仙方術的靈力，祛災得福，延年益壽。佛教傳入不久，只有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信奉，認為它是神仙方術的一種。東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劉英信奉佛教，他把佛與黃老並祀。東漢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當作黃老道術，在宮中“立黃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時用祭天的禮儀。他們祭黃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壽命，甚至是為了飛升成仙。
從東漢末年以後，印度的大小乘佛經大量傳入中國，一些漢族知識分子信徒協助印度等國的外來們把佛教經典譯成漢文。在大乘佛典中宣傳一切皆空幻不實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小品的譯本之一），對後世最有影響。魏晉時期盛行的老莊玄學，大乘般若學說因為在思辨方法上與玄學相似，所以很快風行社會。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族政權武裝割據，戰爭頻繁，南方東晉社會也不安定。這種情況為佛教的迅速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從北方胡族統治階級來說，因為儒家傳統觀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這種“夷狄之教”（特別是因果報應論）作為自己統治的依據。後趙奉西域僧佛圖澄（232―348）為“大和尚”，讓他參与軍政機要，並廢除以往禁止漢人出家之令，大力發展佛教。前秦王苻堅尊崇佛圖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國家財力支持他組織譯經。道安整理佛典，編出漢地第一部《經典》，又為漢地僧團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規。他的弟子分佈南北方，是推動佛教進一步傳播的骨幹力量。廬山慧遠（334―416）弘傳般若學說和凈土信仰。他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等，主張在家信徒應忠君孝親，做“順化之民”，出家僧眾雖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禮儀，但通過傳教化民，仍可有助於國家治理。後秦王姚興迎龜茲（今新疆庫車）僧鳩麻摩羅什（344―415）到長安，譯出《般若經》大小品、《法華經》、《中論》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後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據。南北朝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統治階級把支持佛教作為發展文教事業的一環。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為突出。他親自登壇講經，寫佛教着作。四次捨身寺院，然後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額錢財贖回。北朝雖曾發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兩次滅佛事件，但從總體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發展的。南朝梁時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僅在洛陽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萬人。可以說此時佛教已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
佛教中中國傳播中經歷了漫長的民族化過程。佛經原是用梵文或蔥嶺以東的“胡”文寫的，有一系列專門術語和概念。中國在佛教傳入前已擁有高度發達的道等傳統文化。眾總是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來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為中國人熟悉的概念、用語來翻譯佛經，解釋佛經。因此，把佛經譯為漢文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譯經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力，如東漢的支讖、安世高，西晉的竺法竺叔蘭，後秦的鳩摩羅什，東晉的佛陀跋陀羅，劉寧的求那跋陀羅，陳的真諦，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唐的玄奘、義凈、不空等等，都把當時印度最新的學說傳譯到中國，譯者周圍有很多助手，有的擔任口譯（度譯或傳譯），有的筆錄成文（筆受），有的對譯文加以審核和修飾（潤筆）。譯經時必須從漢文中選擇與原文意思相當的詞概念，用漢文文法進行表述。譯者中的很多人和他們的助手都通曉中國傳統文化善於文墨。他們在譯經時自然而然地把他們對經文的理解，把帶有民族和時代特色的漢文漢語摻雜到佛經中去。如把“涅盤”譯為“無為”；把“禪定”譯為“守一”，把“真如”譯為“本無”、“自然”；把“無上正等正覺”譯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黃老學說和玄學的詞語。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及考等倫理觀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經之中。中國的“道”，“理”、“性”等詞語含義豐富，在譯經時一般賦予這些詞的不同含義去理解譯文。
經、說法是傳教的重要手段。講經說法者為了使聽眾容易理解，往往借用為民眾所熟悉或好懂的語言、道理來加以比附，此即為“格義”佛教。後趙佛圖澄的弟子竺法雅哦個精於儒、道經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講經，時常“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高僧傳・竺法雅傳》）。這隻是一個例子，格義佛教實際是會通印度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形式，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譯經和講經都離不開研究。以譯主為中心的譯經班子實際也是個研究團體。要講經則必須對佛經作一番研究考察。由於人們對問題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學說，產生不同的學派。這樣，便形成了民族佛學，並形成了北傳佛教。
佛教的歷史：
整體而言，北傳佛教多與傳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為主，流行梵文聖典及其翻譯經典。南傳佛教則保存較濃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語佛典。
中國中原地區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由西域傳入佛教，東漢末年陸續譯出佛教典籍，佛教教義開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至隋唐而臻於鼎盛，形成天台、華嚴、法相、律、凈土、禪等宗派。宋代以後又漸與儒道融合。漢譯佛典的數量極大，現存最古老的漢譯佛典是二世紀後半期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所譯的。其後經歷三國、兩晉以至唐、宋各時代，均有譯本推出，故現存漢譯佛典為數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中國西藏佛教自七世紀左右起直接由印度傳入，傳入后逐漸形成具有西藏地區特色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藏譯佛典數量僅次於漢譯，其中包含漢譯佛典中所未見的中後期大乘經論，是研究中期與後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又因藏譯佛典大部分是從梵文原典直譯，容易還原為梵文，故也被稱為“准梵語佛典”。其翻譯時代始於七世紀，直到十三世紀仍持續着經典的翻譯。
蒙古佛教由西藏傳入。蒙古文譯本的佛典是從藏譯或漢譯再譯而成，故其資料價值不高。
朝鮮於四世紀後期傳入中國佛教，七世紀以後更派遣僧人至中國求法，主要為禪宗。與日本同為漢譯佛典流行區。
日本於六世紀前半恭弘=叶 恭弘自中國、朝鮮傳入佛教，旋即發展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極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經典，與漢譯、藏譯相比，數量極微。可分為在尼泊爾古塔及僧院發現的“尼泊爾本”；在中亞發掘的“中亞本”；發現於北印度喀什米爾古塔的“基爾基特本”。我國的新疆與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國、朝鮮、日本等，各宗祖師及高僧之着作甚豐，亦為北傳佛教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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