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
一、儒家思想之中庸文化
“中庸”就是強調“善”對於“中庸“的概念，“‘中’是適合，‘庸’是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長久，就是‘善’。”作為傳統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中庸”核心是禮樂文化。
二、儒家思想之中庸精神
對於中庸精神與書法的影響，“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中國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為核心的禮樂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具體物化為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發揮着或隱或顯的作用。”
“文化沒必要一味與國際接軌”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我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他特彆強調與傳統接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現在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運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着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目前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所以，我們要強調與傳統接軌，兼容其他文化的優秀精神，而沒有必要一味盲目強調與國際接軌。”
三、儒家思想之漢朝興起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的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着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着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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