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
在我國，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社會變革時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辯論，這次大辯論基本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儒、法兩家圍繞對待“禮”和“法”的態度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晉大地。
從中華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着者李悝，到“禮法並重、邢德並舉”的荀況，再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避匹夫”並且提出權力制約理論的韓非，以及吳起、商鞅、慎到等。其法治精神和法治思想共同構成三晉法家文化的精髓，為中華法系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法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漢書》說“法家者流，蓋出自理官。”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
在哲學上，他們表述了一些唯物主義的觀點，管仲及其後繼者提出“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的觀點，子產則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的命題，承認自然界有其客觀的規律，反對天人感應的觀念。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
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法律與規章制度。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着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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