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是一位非常獨特的歷史人物，他的獨特之處體現在民間。比如，大多數人叫不出歷輩達賴喇嘛的法名，可“倉央嘉措”這四個字卻耳熟能詳；大多數人說不出歷輩達賴喇嘛的著作，卻多少能背出幾句倉央嘉措寫的詩。可以說，就是因為他的詩和他傳奇般的生平經歷，他從高高在上的法台上走了下來，進入了民間。
然而，一個非常遺憾的事情是，很多人直到現在，依然把一首名叫《信徒》的歌詞當作倉央嘉措的代表作。“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見”，幾乎一提到這幾句話，很多人就會抒發自己的感慨――唉，倉央嘉措寫得一手好詩啊。
這確實是有些搞笑的狀況：人們都知道倉央嘉措寫詩，並且表示喜歡他的詩，然而，卻不知道他寫了哪些詩，甚至張冠李戴地認為別人的作品是他所作。
人們對倉央嘉措的生平更是陌生。
倉央嘉措的“ 生活之謎” 和“死因之謎”是可以聯繫在一起看的，這個聯繫的方法就是從他的真實身份、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歷史發展的觀點出發，而不是單純地就事論事。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和第巴桑傑嘉措，內心中都想完成一個以五世達賴喇嘛為模版的政治藍圖，而對這個政治藍圖的實現方法產生的不同思考，是造成他生活懶散、不守清規的原因，也是他與桑傑嘉措必定死亡的原因。
這個政治藍圖為什麼要以五世達賴喇嘛為模版呢？首先，不排除格魯派和西藏人民對他的崇敬心理，他們認為一位優秀的領袖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其次，實際上，他們也想不出其他的方案。
在五世達賴喇嘛之前，格魯派處處受排擠，從來沒有掌握過政權，他們的處世方法是四處“結善緣”，也就是哪方實力比較雄厚，就請哪方給自己當“施主”，交易手段就是互贈封號。可實質上，他們的宗教影響力多少是被政治勢力利用的，哪裡有平白無故給你當靠山，但絲毫利益不佔的政治集團呢？
可在五世達賴喇嘛之後，他們掌握了政權，原本掌握的宗教影響力也逐漸轉化為政治資本，以前結盟時隨便就可以給人家一個宗教性的名號，可現在他們的名號不單純是宗教頭銜，而是“值錢”的政治名分了。
正處於從宗教集團向政教集團轉型期的格魯派和西藏貴族勢力，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新型的集團往何處去？
桑傑嘉措給出的答案是嚴格遵循五世達賴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建立一個與各方聯合、但誰也不能插手自己內部事務的政治格局；同時，要塑造宗教上絕對權威的達賴喇嘛。
倉央嘉措對這一藍圖的設計是滿意的，但對它的實現方法有所思考。因為他十分清楚，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活佛的主要功能、基本任務和領導方式已經產生質變了，現在不是“結善緣”“找關係”的時代，實際上自己是有政治話語權的，已經進入一個新型的領導模式了。
格魯派集團給出的答案顯然也是遵循五世達賴喇嘛生前的政治模式的，那就是要求活佛必須有絕對的宗教權威，但政治上怎麼處理，和各方軍事、政治勢力如何相處，還要摸着石頭過河。也許完全可以請所有勢力都當自己的“施主”，此後將政治糾紛用宗教方法來解決。
實際上這幾種思考都沒有錯誤。任何一個時代的轉型期，都會遇到“往哪裡走”“怎麼走”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但這條路，一定是歷史的選擇，一定是符合歷史規律的選擇；否則，前人雖然做得轟轟烈烈，做了有益的嘗試，但也終究會以失敗告終。
桑傑嘉措和倉央嘉措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嘗試着建立一個對外來勢力依靠但不依賴、與外來勢力聯手而不任其插手、活佛用宗教影響政治的新型模式，這種努力是有價值的。同時它也是17世紀下半恭弘=叶 恭弘以五世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西藏人民摸索的一條道路，無論這條路走得成功還是失敗，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都是對國家和人民有卓越的貢獻的。
但為什麼桑傑嘉措到最後沒有走通呢？
因為以他為代表的西藏貴族勢力忽視了歷史規律。他設計得太過理想化了，他的藍圖需要與每一個政治勢力都和平相處，而有了糾紛的時候，再用宗教力量解決。但是，“施主”們要你的宗教影響力干什麼，還不是為了政治利益？宗教力量哪裡有軍事力量好使？
而他致命的錯誤又在於，對待外來勢力，還用互贈封號的老辦法應付，沒有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變化。比如，對清政府，他以為1653年五世達賴喇嘛見了順治皇帝，對方就成為“大施主”，自此兩方和平相處、有事幫忙就可以了。
豈不知，清政府給五世達賴喇嘛的不是地方政權的贈號，而是中央政權冊封的封號。他似乎沒理解這個名號的變化，將清政府與蒙古各部的勢力同等對待，又嚴格執行自己設計的政治藍圖。所以，康熙讓他攻打吳三桂，他給吳三桂求情；康熙平定噶爾丹，他給噶爾丹開脫；五世達賴喇嘛去世，他匿喪不報告。
可是，這能怪桑傑嘉措嗎？不能，他只不過是想建立一個五世達賴喇嘛設計的政治格局，完成他的政治遺願。況且，當時的清政府，江山都沒怎麼坐穩，今天吳三桂打下長江以南，明天蒙古人在北邊造反，說不準什麼時候這個“大施主”也要倒台，到時候，西藏地方政治局面，還不是得按照自己的藍圖才能穩定？
所以，這條路他要堅定地走下去，哪怕最終失敗。
因為他別無選擇。
是的，他別無選擇。可別的人、別的政治勢力有選擇嗎？
也沒有。
任何一種政治格局，都不是哪個帝王將相的個人作品，一定是人民的選擇；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是當時人的思考結果，而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這，就是倉央嘉措和桑傑嘉措以及康熙皇帝無法避免的歷史規律。
那麼， 這條歷史規律具體到17 世紀後半恭弘=叶 恭弘的西藏來說， 到底是什麼呢？
非常簡單的答案――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地方政治需要和平，國家需要和平。而和平，只有在祖國統一、中央政權建立了完備的地方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桑傑嘉措和倉央嘉措的理想化藍圖沒有錯，他們是想要給西藏人民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是不可能完成的，人民的和平願望在各方政治勢力的鈎心斗角下成為泡影。況且，他們設計的那個理想的格局幾乎是沒有穩定運行的可能性的。因為，它根本沒有制度保障，而能提供製度保障的，只能是中央政權。
歷史規律是不可能逆轉的，和平和統一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應不應該，而是需不需要。也就是說，時代和人民需要它，就是必然的選擇，此時，不要講什麼道義。這就好比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評價它們的角度不是漢夷之爭這樣的道義問題，而是要看這個政權給最廣大的人民帶來了多少利益。
而17世紀後半恭弘=叶 恭弘的西藏，就是處於和平與統一的建設過程中，每個人都在地方政治局勢的轉型期中思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藍圖。但完成這個設計的，不要理解為清政府，它是最終的實現者，卻不是設計者。真正的設計者，只能是人民和歷史規律。
因此，為了這個和平局面的到來，倉央嘉措必須“死”，這是他個人無法抵擋的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只有他“死”了，才能為最終完成西藏的和平與統一贏得時間，也才能最終給自己曾經思考過的問題找到答案。
這個答案是他想找但沒有找到的，對格魯派集團和西藏政局發展的思考與他的時代背景產生的矛盾，形成了他的生活之謎；這個思考與歷史規律之間造成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死因之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生活之謎和死因之謎，是同一個性質的問題。
至此，關於倉央嘉措的生平謎團，我們大概有了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恰好也解決了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他隱姓埋名十幾年，西藏局勢穩定后，他為什麼不爭呢？難道真的心甘情願當個普通人？
是的，他情願。因為他看到此時格魯派找到了他青年時曾經苦苦探索的路，實現了他心目中的那個政治藍圖――活佛成為絕對的宗教權威，格魯派政府建立了有保障的政教體制，與各外來勢力形成了良好的關係。而他當年思考的活佛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務，事實上也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案。他知道，他理解的是對的。
當一個人見到自己的理想實現時，哪怕並不是最終由自己完成的，也會是欣喜和慰藉的。此時，那個名分又算得了什麼呢？此時，再出來爭，不就破壞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了嗎？
這一點，孫中山做到了，華盛頓也做到了，幾乎所有心懷天下的政治家都能做到。
所以，倉央嘉措不爭了，而他的心也安定了，甚至是快樂的，就當自己“死”了吧。這一“死”，換來了西藏的安定和平，換來了一個穩定健全的政治制度，換來了幾代活佛為之奮鬥的理想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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