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飲茶文化中，“以茶待客”儼然成了國人的習慣並形成了相應的飲茶禮儀。比如，請客人喝茶，要將茶杯放在托盤上端出，並用雙手奉上。茶杯應放在客人右手的前方。在邊談邊飲時，要及時給客人添水。客人則需善“品”，小口啜飲，滿口生香，而不是作牛飲。
說到茶，就要說到茶的禮儀，即使是剛剛接觸茶道的人之中，有的認為茶道的做法簡易，也有的認為茶道的禮儀做法十分困難。其實這樣的想法是有一些錯誤的，學習茶道禮儀作法時，應該要自己用心去學習細部的動作，如有不了解時應當請教老師，以獲得充分的理解，於是開始累積經驗，最後正確的禮儀作法就如你身體的一部份一樣，永生都不會忘記。
茶道是一種以茶為媒的生活禮儀，也被認為是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它通過沏茶、賞茶、聞茶、飲茶、增進友誼，美心修德，學習禮法，是很有益的一種和美儀式。喝茶能靜心、靜神，有助於陶冶情操、去除雜念，這與提倡“清靜、恬澹”的東方哲學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內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靈魂。
通過品茶活動來表現一定的禮節、人品、意境、美學觀點和精神思想的一種飲茶藝術。它是茶藝與精神的結合，並通過茶藝表現精神。興於中國唐代，盛於宋、明代，衰於清代。中國茶道的主要內容講究五境之美，即茶恭弘=叶 恭弘、茶水、火候、茶具、環境，同時配以情緒等條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被稱為美學宗教，以和、敬、清、寂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
茶道要遵循一定的法則。唐代為克服九難，即造、別、器、火、水、炙、末、煮、飲。
古人品茶講究六境：擇茶、選水、侯火、配具、環境和品飲者的修養，其一招一式有極嚴格的要求和相應的規範。
宋代品茶有一條法則，叫做“三點”：新茶、甘泉、潔器為一；天氣景色宜人為一；風流儒雅、氣味相投的佳客為一。
明代品茶要求更為嚴格細緻，有“十三宜”和“七禁忌”。“十三宜”即：一無事，二佳客，三獨坐，四吟詩，五揮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會心，十二賞鑒，十三文僮。“七禁忌”即：一不如法，烹點不得法；二惡具，茶具不清潔；三主客不韻，主人，客人舉止粗俗；四冠裳苛禮，過於拘束禮儀；五葷餚雜陳，茶貴清，一案葷腥，不能辨味；六忙，沒有品茶的工夫；七壁間案頭多惡趣，環境布置俗不可耐。因此，品茶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的說法。
茶道最早起源於中國。中國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將茶飲作為一種修身養性之道，唐朝《封氏聞見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這是現存文獻中對茶道的最早記載。在唐朝寺院僧眾念經坐禪，皆以茶為飲，清心養神。當時社會上茶宴已很流行，賓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動中，品茗賞景，各抒胸襟。唐呂溫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對茶宴的優雅氣氛和品茶的美妙韻味，作了非常生動的描繪。
在唐宋年間人們對飲茶的環境、禮節、操作方式等飲茶儀程都已很講究，有了一些約定俗稱的規矩和儀式，茶宴已有宮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對茶飲在修身養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宋徽宗趙佶是一個茶飲的愛好者，他認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閑和寧靜、趣味無窮：“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閑潔，韻高致靜……”
南宋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榮西首次將茶種從中國帶回日本，從此日本才開始遍種茶恭弘=叶 恭弘。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禪師來到我國浙江省餘杭縣的經山寺求學取經，學習了該寺院的茶宴儀程，首次將中國的茶道引進日本，成為中國茶道在日本的最早傳播者。日本《類聚名物考》對此有明確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日本《本朝高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檯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記述。
直到日本豐臣秀吉時代（公元1536～1598年，相當於我國明朝中後期）千利休成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舉起了“茶道”這面旗幟，並總結出茶道四規：“和、敬、清、寂”，顯然這個基本理論是受到了中國茶道精髓的影響而形成的，其主要的儀程框架規範仍源於中國。
中國的茶道早於日本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遺憾的是中國雖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該領域中不斷實踐探索，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卻沒有能夠旗幟鮮明地以“茶道”的名義來發展這項事業，也沒有規範出具有傳統意義的茶道禮儀，以至於使不少人誤以為茶道來源於他邦。中國的茶道可以說是重精神而輕形式。有學者認為必要的儀式對“茶道”的旗幟來說是較為重要的，沒有儀式光自稱有“茶道”，雖然也不能說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稱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終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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