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在解釋卦爻辭時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這一思想堪稱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繫辭》說：“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周易正義》解釋說：“‘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無恆，不可為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在評價屈原代表作《離騷》時點化了《繫辭》之語：“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這是說《離騷》言辭簡約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潔高廉，詩中所寫的雖是人們身邊的一些芳草美人之類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卻是關係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意義深遠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典型的特點就是以一當十，以少總多，小中見大，以個別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f遍。《易傳》是從占筮卦象中提煉出典型化理論，而司馬遷則有意識地創造性地將《易備》典型理論運用到《離騷》評論之上。
司馬遷不僅用典型理論評價《離騷》，而且把典型化方法運用到歷史人物傳記寫作之上。他最擅長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歷史人物神髓的幾個典型事件，以傳神之筆寫之，往往收到小中見大、言近旨遠的藝術效果。例如，《管晏列傳》的傳主管仲和晏嬰是春秋時期齊國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簕主大業；確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響春秋政治達兩百多年。晏嬰在歷史上則以力諫和節儉聞名於世。對這兩位大政治家，司馬遷沒有從正面記述他們的功業，而是拾取管鮑之交、脫越石父於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幾件軼事，輕描淡寫，而鮑叔的慧眼知人虛懷若谷，管仲的不規小節而成榮名，晏子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乃至於越石父的極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義，都一一展現在讀者眼前。這篇傳記的特點不在於記載歷史人物的功績，而在於舉重若輕淡筆點染，烘托出傳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個高明的畫家，初不經意，淡淡幾筆，就勾畫出事物的特徵與神髓，充滿了無比的藝術情味。《管晏列傳》簡直可以作為一首意味雋永的散文詩來讀。又如《魏公子列傳》中的魏公子養士三千人，可以說他與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麗動人的故事，但是司馬遷卻只選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來寫。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這四位士林人物都隱匿在社會下層且又嘯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禮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寫了魏公子與這四位下層士林的交往，那麼與其他士林的關係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這四位士林人物都與魏公子生平兩大功業——竊符救趙和存魏卻秦息息相關。因而司馬遷重點選擇這四位下層士林小人物來寫，不僅扣緊了魏公子與士林關係這一主線，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歷史功績。看似初不經意娓娓道來，實際上卻無處不體現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藝術匠心。其他如《項羽本紀》載項羽一生經歷七十餘戰，但司馬遷只是集中筆力寫了巨鹿之戰、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圍。這三大戰役的特點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寫好了這幾次戰役，項羽勇冠三軍、喑惡叱吒的英雄風姿也就躍然紙上了。《史記》中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司馬遷是最能體會《易傳》“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精神實質的人，把這一典型化方法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史記》巨大的藝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典型化手法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