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認為六爻吉凶因時而變，只有把握有利時機才能趨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時而行的重時思想。《乾文言》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在《易傳》作者看來，九三的自強與戒懼、九四的及時奮發，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時機。而上九爻處於高危之位，卻不能與時變通急流勇退，這必然會導致它由盛轉衰，從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辭也反覆闡明了重時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順而震動，所以《豫》卦具有隨自然而動的意思。“聖人”從中得到啟示，隨自然而動，因此能夠做到“刑罰清而民服”，故而彖辭作者說《豫》卦順時而動的意義非常重大。《隨》卦彖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周易正義》解釋說：“特雲‘隨時’者，謂隨其時節之義，謂此時宜行‘元亨利貞’，故雲‘隨時’也。”其他如《大過》、《坎》、《遁》、《損》、《益》、《蹇》、《妮》、《艮》等卦都闡述了因時而行的思想。《易傳》還用“時”的觀點來講湯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的明智之處就在於把握了一個好的時機--個“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歷史時刻。
將六爻因時而行的思想運用到人事之上，《易傳》倡導在不利的情況下要藏器待時，而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繫辭》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這是告誡人們“藏”與“動”的智慧，什麼時候“藏”，什麼時候“動”，這都要看“時”的條件。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及時發憤創業，在最大的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生平所培養的道德與才能運用到事業之中。
司馬遷是熟讀《周易》的人，《易傳》的重“時”思想使他加深了對“時”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他在為歷史人物作傳時非常重視“時”的概念，《史記•太史公自序》以“不令己失時”作為取士標準。《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彳-余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公孫弘本是-位海邊牧豕的老儒，年近花甲而無所遇，是漢武帝大興儒學才使公孫弘枯木逢春，以布衣而封侯拜相，為天子三公，可見是“時”的因素才使公孫弘脫穎而出。這個“時”，就是歷史給士林所提供的特殊歷史機遇。《史記》的其他篇章也多次強調“時”的重要性。《魯仲連鄒陽列傳》說：“智者不背時而棄利。”《李斯列傳》說：“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后時。”又說：“得時無怠。”又說•.“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淮陰侯列傳》說：“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又說：“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天下大亂人心思治，易姓受命改朝換代，國家興盛大有作為，這些都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史記》的七十列傳的傳主多集中在戰國秦漢之際，這裏面固然有史料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歷史時期正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期。《史記》有時雖然不用“時”這一概念，但語意所指仍是“時”的意思。如《史記•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絳侯周勃世家》說：“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髙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樊郵滕灌列傳》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秦末大起義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時刻，是平民百姓嶄露頭角的最好時機，蕭、曹、樊、絳等人正是抓住了特殊的歷史機遇，才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史記》有時所講的“勢”，其內涵主要也是“時”的意思。如《范雎蔡澤列傳》說：“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遊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范雎、蔡澤一生的榮辱沉浮，並非由於他們前愚后智，而是出於他們處於不同的時勢之中。淮陰侯韓信未發跡時連一口飯也難吃上，而飛黃騰達以後連百萬之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南面稱孤。這就是“時”對歷史人物的決定作用。讀了《史記》這些人物傳記，我們對《周易》“時”的思想會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