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詩經》在儒家經籍中是兩部性質完全不同的書。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是漢儒對二科經學的分別評價。這種十分歪曲的評價，長期支配着中國的學壇經苑。南宋朱熹對《周易》和《詩經》提出了比漢儒稍為進步的看法。他說：“《易》為卜筮作，非為義理作”；“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誡；有本是平易淺近而今傳證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又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多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他的見解，在破除漢魏以來儒家對兩部古籍的穿鑿附會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他沒有也不可能揭示《周易》和《詩經》的真相。清儒注重考證訓詁，也大量搜集了古代解說群經的遺文逸義，但對於《周易》和《詩經》的研究成就不大。尤其是關於《周易》的著述，曲說多而義證少，臆見深而實學淺。他們對於《周易》和《詩經》二書的性質都缺乏明確的概括式解說。
把《周易》和《詩經》一同列人六經，始於漢儒。在先秦，《周易》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孔子學《易》、贊《易》、占《易》、傳《易》之說，完全出於漢人的偽託附和。不但孔子同《周易》沒有任何關係（說詳后），先秦諸子一般都不稱引《周易》。顯然，《周易》在戰國時期並不佔有什麼重要的學術地位，也不是儒家和諸子注意的典籍。但這卻無損於《易》卦爻辭的學術價值。這部書長期受到荒誕可笑的誤解和曲解，而就它的內容與文體來說，卻巧妙地反映了古代的歷史動態和文化潮流。它的撰著並不很早，無疑受到其他經籍的影響，特別受到《詩經》的暗示很大。
這是我十多年來繼續探索《周易》得出來的基本結論之一。
這裏自然必須連帶解決兩個問題：
一、《周易》和《詩經》的製作時代問題。究竟是《周易》的撰著在先，還是《詩經》的編定在先？
二、《周易》和《詩經》的性質問題。《周易》和《詩經》兩部書的各自特點和共同之點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