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是陰陽家的著作，自孔子建立儒家學派以後，就成為儒家的經典。儒家的“六經”，莫不和陰陽家的思想有其血緣關係。陰陽家的思想，建立在天文曆法的科學基礎上。制歷授時，有日、月、時、歲、星、辰六物（見《左傳•昭公七年》），因之儒家便有六經。因日而有《易經》，因月而有《尚書》，因時而有《詩經》，因歲而有《禮經》、《樂經》（禮樂不可分），因星辰而有《舂秋》。這些經典，或經孔子整理，或為孔子著述，《易經》的哲理，有孔子而得以闡發。
關於《易經》的傳授，見於《韓非子•顯學》：
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
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聖賢群輔錄》言之較詳：
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世代冥滅，唯徒存其名。
韓非子和陶淵明所說，都是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易經》的文學表達方式影響到法家和道家了。儒家八派之立名，本於八卦。八卦中包含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表示事物的矛盾。事物的矛盾又可以弓箭象徵之。故子張為陽，子思為陰。陽為箭，陰為弓。顏氏為水，水當坎位。顏回名淵，龍躍於淵，回為復陽；孟氏為火，水火表示習坎中有箭。漆雕氏為木，木可漆而雕之。仲良氏為土，土，徒也。仲良皆善射。公孫氏為谷，意在傳種。樂正氏為金，箭發輕快可樂。
《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益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與陶書比較，僅《詩》和《樂》稍異。學者懷疑陶書系附會《經解》和《韓非子•顯學》作偽，而託名於陶潛。在我看來，縱是偽書，也不能說是毫無價值。這位作者對於《周易》和《詩經》隱語的奧秘，確能深有領會。更改《經解》的兩處意在使文字趨於顯豁。“溫柔敦厚”四字，言外之意為日、月、地，即天地人三才之道。“諷諫”二字，言外之意為弓箭，詩用之於“刺”。“廣博”為張弓，“易良”為發箭。樂於五行屬金，樂器屬金，兵器也屬金。兩者都可以收移風易俗之效。
漢初傳《易》者，本于田何。《漢書•儒林傳》說：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肝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庄。
這也是以隱語杜撰的傳授系統，其底蘊是月的六象：新月、上弦、月望、下弦、晦、朔。
漢代經學有今文學和古文學之分。秦漢流行的隸書謂之今文，秦以前的文字謂之古文，包括鐘鼎銘文和六國文字。《易》學也有這種對立情況。今文《易》立於學官，由博士（教官）傳授，古文《易》只流行於民間。
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易》有博士楊何，太史公司馬談曾向他學《易》。其後《易》學分為三派：施讎、孟喜、梁邱賀三家，宣帝時立於學宮。元帝時又立京氏《易》。流行於民間的古文《易》有費直—派。
今文《易》立於學官，故有章句（講義）。費氏《易》無章句，只是以《十翼》解經。
《易經》雖然可以供卜筮之用，但荀子說：“善為《易》者不佔”（《大略》）。這才是學《易》的正當途徑，也才能符合作《易》者的希望。善學《易》者，莫過於孔子。《繫辭傳》里，為什麼有許多條孔子說《易》的語錄？不外用以示範，教人如何讀《易》而已。且舉其中一則為例：
同人先號呲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臭如蘭。
這是孔子讀同人九五所抒發的思想。爻辭是講易代獲得成功。奴婢相親，故能制勝。孔子洞察事情的本質，從中獲得寶貴的教訓。其思想之高，言辭之美，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與此相反，漢代的《易》學，卻走上了一條邪道。它不是向義理方面發展，而是向象數方面發展。象是天象，數是曆數。用天象和曆數進行占卜，就有龜和筮，從而龜筮術就是象數學。《易經》用筮，雖不用龜，但取法天象，故《繫辭傳》說：“易者象也。”《左傳》（僖公十五年）說：“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有滋而後有數。”以言《易經》，則是物生而後有卦，卦有象；卦生而後有爻，爻有數。卦象的作用，如同龜卜；爻數的作用，在於筮占。
為了發揮象數的占卜作用，京氏《易》有卦氣說，即六日七分說。卦氣說以六十四卦配合天圓，每卦得六日七分，進行占卜。又以十二辟卦（復、臨、泰、大壯、夬、乾、妮、遯、否、觀、剝、坤十二卦）配合七十二候，觀測吉凶。《易》學中又有爻辰說，以《易》卦的陰m六爻配合十二時辰。東漢鄭玄將它配合十二律，稱為“納音”，用以推驗吉凶。
《易經》的卦、爻辭都是謎語，《易》家不能完全揭露謎底，於是利用象數，即是陰陽的消息、剛柔的比應、當位與否等等，雖不能探賾索隱，卻能占驗吉凶。於是《易經》變成代數學。人們只是運用一些抽象的公式，並不在乎探求其具體的內容。因此，《易》無達占，也就視為當然。那些有血有肉的爻辭，一概歸之於“神無方而易無體”了！“聖人立象以盡意”，象數派棄意而言象。象外生象，不可究詰。這種傾向，發展到三國吳人虞翻而登峰造極。清人惠棟的《易漢學》中有“虞氏逸象”一目，載虞翻對八卦所取的象共三百三十一。惠氏說：“雖大略本諸《經》，然其授必有所自，非若後世向壁虛造，漫無根據者也。”但是，這種煩瑣哲學，勢必引起反感，於是王弼提出得意可以忘象的主張，挽回舍本逐末的學風。
王氏以明理代替取象，使人從迷魂陣中解脫出來，為之耳目—新。這就為以後的《易》宋學開闢了道路。北宋程頤非常推崇王弼的《易》學，其所作《易傳》，本於王氏說者不少。
《易》漢學重象數，《易》宋學重義理，這隻是就其主流而言，其實，與揚雄同時的崔篆所著的《易林》是一部得意忘象的偉大著作，此書不言象數時象數自在其中。目錄學家列之於術數類，以致棄寶於地，過問者少，豈不可惜！至於王弼《易注》，論者謂其屏除象數，這也不符合事實。他以前的經師所發明的《周易代數學》，不是成了他解經的法寶嗎？
自王弼《易注》為唐人所重，為之作疏，漢《易》終於失傳。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十七卷，採用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等三十五家的著作，保留了不少《易》漢學的文獻。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此書今存，版本甚多。
《易》宋學中，程頤《易傳》不信邵雍之數，而以義理為宗。朱熹著《周易本義》，折中言理言數二家之說。清康熙時所編《周易折中》以朱書為主，輔以程傳，並集各家《易》說，稍采漢、唐著作，大抵以宋、明《易》說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