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理解孔子治易

怎樣理解“孔子治易"

 

依據現有所能看到的文獻，第一次談及這個問題的是《莊子》。

 

《莊子•天運》篇稱：“孔子謂老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意思是說，孔子在拜訪老子時說，他自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好久了。

 

《詩》、《書》、《禮》、《樂》、《場》、《春秋》，就是所謂“六藝”或“六經”，而《易》則是其中之一。

 

應該怎樣理解這裏所提到的“治”字呢？

 

我認為“治”，在這裏吋以理解為“研修”、“詮釋”、“整理”的意思。

 

依據《莊子•天運篇》的id載，孔了•將《詩》、《書》、《禮》、《樂》、《易》、《春秋》一起“研修”、“詮釋”、“整理”，是合乎情理的。

 

孔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創建私學、收徒講學的教育家，雖然屢域表白自己對待古籍的態度是“述而不作”，但其“述”的蘊義似應相當廣泛，起碼與“治”的蘊義不相上下。

 

關於孔子“治《易》”，孔子對《易》的貢獻，不僅《莊子》、《論語》等典籍均有相關的言論加以佐證，而且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書也有所記載，因而得到歷代學者兒乎一致的肯定。到上世紀80年代初，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帛書《易》殘卷，乂進一步為此提供了更加翔實的證據，所以更受到現代學術界的一致公認。

 

然而，對於孔子到底是怎麼“治《易》”的，孔子對於《易》的具體貢獻究競有哪些？學界迄今仍然見仁見智，.看法不一。在此，我也只是談談個人的一管之見。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先簡單地了解一下孔子的生平。

 

根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這也是比較公認的、沿襲已久的說法。但也有學者根據《春秋公羊傳》（亦稱《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始迄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突出特點是用問答的方式，闡釋史實十分簡略，着重闡釋《春秋》之所謂“微言大義”）和《春秋穀梁傳》（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其體裁與《公羊傳》相似）推算，認為孔子生於公元前552年。至丁-孔子的具體出生時日，則分歧更大：除了比較公認的9月28日說之外，尚有10月9日說、9月8日說和8月20、21日說等等。

 

孔子出生的魯同，是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這個並不大的國家，由於對周代的禮儀和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的美譽。

 

為了說明當時獸國是“禮樂之邦”，我在這裏僅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獸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國公子季札到魯國訪問。這個季札是吳王壽夢的第四子，博學多才，知書明禮，很受其父王器重。壽夢臨終前想把王位傳給他，被他以“不能閔父子私情而廢前王之禮”拒絕。因依據“前王之禮”，在傳位方面必須按前王之子的長幼次序傳位。聽了季札的勸說后，吳王就把王位傳給了季札的大哿，但又留下遺訓。爾後，按照吳王壽夢的遺訓，季札的三個哥哥都相繼要把王位傳給他，均被他拒絕，使得他因“四讓王位”而以“明禮儀、重仁德”享譽當時。就是這麼一位“明禮儀、重仁德”的吳國公子,到魯國后一觀看周樂，就禁不住嘆為觀止地大加讚賞。正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此處讀而0，植蓋之意）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有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意思是說:一見表演樂舞《韶箾》（按照孔穎達的解釋，“箾”即“簫”，《韶箾》就是《尚書》中提到的《簫韶》，是韶樂的一種），就驚呼：德行之最高境界啊！偉大呀，就像天無所不鐙蓋，地無所不承載一樣啊！就是再有盛德，也沒有比這更高的了。觀賞到了止境啊！即便是再有其他樂舞，我也不想觀賞了！

 

另一個例子是，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其藏書後也禁不住讚歎：“周禮盡在魯矣!”

 

這兩個例子，從樂舞和藏書兩個方面，說明了魯國在當時是名副其實的“禮樂之邦”。

 

正是魯國這種序重的文化傳統和禮儀，與當時學術下移，及其在社會上所促成的文化氛圍，對孔子的成長及其思想學說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3

 

孔子幼年（3歲）喪父，家境衰落，生活貧困。他曾回憶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亊。”所謂“賤”，就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所謂“鄙事”，就是為當時-•般人所看不起的事情，具體就是指他在年輕時曾做過的“委吏”（管理倉廡）與“乘田”（管放牧牛羊）等。

 

雖然生活貧困，工作不稱心，伲孔子並不自餒，依然奮發進取，15歲即“志於學”。不論在修身或學業上，都善於取法他人。“二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這種善於發現周圍人身上的長短，虛心求教，以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以及由他人之短聯想到自身的缺點，並自覺加以改正的態度，不僅體現了孔子注電品德修養，而且也體現了孔子學無常師、好學不厭的梢神。這對於他品德的修養和學業的長進，無疑都大有裨益。所以，年紀輕輕，孔子在鄉里就蘇得了“博學”之讚譽。

 

到27歲時，孔子就創建了私學，開始授徒講學。所教授的內容是他根據以前的文獻加以整理的自編教材，起初主要是“禮、樂、射、御、書、數”即“六藝”，吋以說是做人做事的基礎之學，後轉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大六藝”，也即後人所說的“六經”，可以說是治國安邦的濟世之學。

 

私學的創建，在肖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它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不僅體現了年輕孔子勇於創新的精神，而a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和振興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性的推動作用。

 

在教學實踐中，孔子堅持“有教無類”，即在施教的對象方面不分等級、貴賤，凡是帶上“束脩”即交點兒學費的，都收為學生。這種在教食麵前人人平等，認為每個人都有接受教療的權利的思想行為，無疑是對“學在宮府”及其所釀成的在教育面前等級森嚴、把接受教育當成部分人的專利的、極其不平等的傳統和現實的尖銳挑戰，是孔子“仁”即博愛思想在教育上的體現。

 

因此，孔子的私學一創建，就很自然地受到社會各個階級、階運的廣泛歡迎。比如，在孔子的門徙中，既襯出身於奴隸主貴族的，如魯國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和宋國的司馬牛等，也有雖然“窮居陋巷”、“簞食瓢飲”卻“不改其樂”的顏淵；既有被稱之為“卞之野人”（“卞”在今山東泗水•一帶；“野人”相當於今“土裡七氣的鄉下人”），自己吃野菜（“黎霍”），而背米百串.侍養老母的子路，也有身着蘆花做的“棉衣”（“蘆衣”），甘願忍辱受凍而盡孝的閔子騫；既宥親自種瓜，幫母織布，三口不生火做飯，十年不制新衣的曾參，也有“父為賤人，家無置錐之地”的仲弓；既有“鄙家子弟”而旦犯過罪的子張，和出身貧寒、“衣若懸鶉”的子夏，也有遭受牢獄之災（在“縲[w]紲[xife]之中”）的犯人，被孔子招為女婿的公冶長，曾為“梁父大盜”的顏涿聚；還有儘管“家累千金，結駟連騎”，但在春秋時期並沒有地位，仍屬“鄙人”之列的、為官學所不容的大商人子貢，等等。而就其弟子所在的地域看，除了魯國外，還有齊、宋、衛、秦、晉、陳、蔡、吳、楚、鄭等諸侯閏。這種國籍的不同，在當時，往往意味着種族上的差別。

 

由此可見，孔+所開創的私學，確確實實打破了受教育對象的家庭出身、地域、族別的限制，使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了沒落的奴隸主貴族、新興地主、商人及一般平民，尤其是滿足了平民人學受教育的願望，因而大大拓寬了教育的社會基礎，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動了春秋以來的學術下移，壯大了士階層的隊伍，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與發展。

 

其弟子出身階層和領域的廣泛、複雜，也昭示出當時孔子辦學之遐邇聞名，廣受歡迎。孔子晚年所自詡的“三十而立”，是與其在創建私學、授徙講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分不開的。

 

但是，孔子並不滿足於教學，很想通過人仕即做宮來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學。然而，獸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三桓”是指慶父之後的孟孫氏、叔牙之後的叔孫氏、季友之後的季孫氏。因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後裔，故稱“三桓”）。三桓是魯國勢力敢大，專權時間最長的大族。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子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34歲時，魯聞發生內亂，孔子逃亡到齊國。齊景公向孔子請教如何施政，孔子闡述了自己的政見，強調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儀和秩序，以及“政在節財”等思想。齊景公聽了雖然高興，但由於實權操在大夫陳氏（陳桓子）手裡,而陳氏則正漸漸成為篡奪齊國君位的主要勢力，所以孔子的政見不可能被採納。齊景公想封賞孔子，又受到宰相晏嬰（？~公元前500年）的阻止。後來在齊大夫中甚至有人懷疑孔子是魯閏的姦細，想加害孔子。

 

孔子在齊滯留幾年而不得志，生命安危又受到威脅，於是返回魯國。由於“陪臣執國政”的混亂局面依然未變，使得孔子仍無意仕途，“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史記•孔子世家》）。

 

這裏的“修”指什麼？我認為就是指“研修”，即學習、鑽研的意思。司馬遷在這裏只提及“《詩》、《書》、《禮》、《樂》”即“六經”中的四種，而未涉及“六經”中的《易》和《春秋》。我們對此該怎麼理解呢？

 

我認為司馬遷這樣寫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孔子當時確實還沒有“修”《易》和《春秋》，因為一般認為孔子是在50歲以後才“修”《易》的，而“修”《春秋》則更晚；二是，孔子已經開始“修”《易》和《春秋》，即把《易》和《春秋》連同“《詩》、《書》、《禮》、《樂》”即“六藝”或“六經”放在一起“修”，而司馬遷只是為了行文之方便，才未提及，因而只是泛提“修《詩》、《書》、《禮》、《樂》”而已。

 

我認為第二種說法較為合理，其理由是，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易》和《春秋》與《詩》、《書》、《禮》、《樂》同樣在社會上流傳,孔子既然“修《詩》、《書》、《禮》、《樂》”，就不可能不“修”《易》和《春秋》，不可能把《易》和《春秋》撇在一邊。人們往往把“孔子厄而作《春秋》”，理解為《春秋》為孔子所作，這是不準確的。因為《春秋》的涵義有二：其一，《春秋》原是各國國史的通名，如《國語•晉語七》有“羊舌肸（xl)習於《春秋》”，《楚語上》有“教之《春秋》”等等說法，其中所說的《春秋》均為國史。《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等等之稱謂，指的就是周、燕、宋、齊諸國的史書。據初步考證，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專門記載國家大亊。由於記載大事一般要寫明春夏秋冬四季，而古人又特別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就統稱《春秋》；其二，《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專名。起初各國史書都有專名，如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禱杌》（見《孟子•離婁下》）。魯國史書就叫《春秋》。所謂“仲尼厄而作《春秋》”之《春秋》，就是指的魯國的史書，而其中之“作”，應該埋解為孔子所自白的“述”；孔子“述”春秋，即對魯國的史書《春秋》加以整理，亦即編纂、修訂。孔子對於魯國史書《春秋》的編撰、修訂，已經是不可爭議的史實。孔子對於魯國史書《春秋》的修訂雖在晚年完成，但從一般意義上講，其對於《春秋》的研修，早在年輕時就開始了。

 

而孔子對於《易》的研修也理應如此。從《家語》、《乾鑿度》以及《論語》等書籍看，孔子確實在年輕時就接觸《易》了。

 

總之，《史記》所云“退而修《詩》、《書》、《禮》、《樂》”，當為泛指，不能據此就把《易》和《春秋》排除在外。由於孔子從齊國返回魯國后，剛37歲，年富力強，精力充沛，一邊研修《六經》，一邊向弟子們傳授，所以深受歡迎，“弟子彌眾”，學生越來越多。

 

歷史和現實使孔子越來越淸醒地認識到，要想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抱負，施展自己的才學，就必須運用政治槓桿即權力的力量，因而他主張“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即做官與做學問要一致，要將兩者結合起來，而且兩方面都要出類拔萃。所以，在招收門徒，傳授其學說的同時，孔子仍积極尋求人仕，希望親自登上政治舞台，以便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才學。

 

但是，當時魯國的政權操在季氏手裡，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即陽虎，是把持魯同政權幾世的季氏家臣中最有權勢的人）。把禮儀看得比生命還重的孔子，自然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即“陪臣執國命”的“不義”狀況，不屑於“不義”政況下的“富貴”即陞官發財。‘‘不義而富fi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爾》）不義的“富貴”，在我看來不過像天上的浮雲，因而寧願默默地充當教書匠，而不願出仕。直到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願意出仕，並被任命為中都宰，這年孔子51歲。孔子擔任中都宰后，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學，只一年的功夫，就由於政績突出而受到四方的效仿（“行之一年，四方則之”），於是由中都宰遷升為司空，繼而再升為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年夏，孔子隨魯定公與齊景公相會於夾谷，史稱“夾谷之會”。

 

“夾谷之會”雖然由齊、昏兩國商定，但是，齊景公事先布下了劫持符定公的圈套。由於孔子胸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亊者必有文備”的謀略，事先對齊國邀獸君“夾谷之會”的用心有所筲惕和戒備，並在“夾谷之會”上乂能臨機應變，鬥智斗勇，不僅使齊國劫持魯定公的陰謀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齊國答應歸還所侵佔魯國的鄆、鄴(cao)、龜陰等地。由此孔子的威望大增。昝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即中央政府的權力，抑制三桓的勢力，試圖利用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而提出了“墮（hui)三都”的計劃。叔孫氏與季孫氏為削弱其家臣的勢力，支持孔子的這一主張，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這一主張卻受孟孫氏家臣公斂處父的抵制，而孟孫氏也暗中支持公斂處父，致使墮三都的計劃半途而廢。 <.

 

在內部遇到阻力的同時，外部也受到來自齊國的挑戰。由於孔子在魯國主政政績顯著，使齊國越來越感到不安，擔心魯國強大會威脅齊國的安全，於是想出美人計，將女樂80名遺蹭魯國。季桓子接受了齊國的女樂，致使魯國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政治抱負難以繼續施展，於是不得不決定離開政壇，離開“父母之邦”，帶領顏因、子路、子貢、冉有等十餘個弟子，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周遊列國的生涯。是年孔子55歲。

 

孔子周遊列國，主要目的是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自己的政治抱負能在列國加以實施。“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足見老夫子當時是多麼躊躇滿志、信心十足啊！

 

但是，儘管孔子不辭勞苦，歷盡艱辛，費盡心機和口舌，但他的主張不但始終未能得到響應，反而一再逍受誤解，甚至屢遭疑忌、監視和圍困，以至幾度連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到68歲時，孔子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接冋國，被國人尊以“國老”，魯哀公與季康子也常以政事諮詢於他，但終究未被蜇用。孔子只好依然從事教育，同時致力於典籍的整理，直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逝世。

 

通觀孔子一生的行蹤可知：從15歲到27歲，是孔子邊工作邊自學的時期；從27歲到34歲，是孔子創建私學收徒講學的時期；從34歲到37歲，是孔子客居齊國的時期；從37歲到51歲，是孔？“退而修《詩》、《書》、《禮》、《樂》”即繼續研修和收徙講學的時期；從51歲到55歲，是孔子在符國從政的時期；從55歲到68歲，是孔子周遊列國的時期（57到59歲曾〜度回魯國）；從68歲到73歲，是孔子回到魯國致力於教育和整理典籍的時期。

 

統觀孔子的一生，其人仕的思想雖然始終未泯，但其真正從政的時間滿打滿箅只有短短的5年（51-55歲），而其他時間則主要用於教育、研修和整理古代文獻方面；在其周遊列國的14年中，由於宥弟子跟隨，所以，其研修和教育工作並未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