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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還是沒有命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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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說“宗教信仰不等於迷信”,但迷信無疑屬於信仰,或者可以說迷信是信仰的極端形式,是盲目或狂熱到入迷程度的信仰。但這個“度”又怎樣區別呢?我想,如果從社會心理和歷史發展這些角度來說明也許會清楚些。說到宗教,不能不順利說說“迷信”。宗教離不開信仰,信仰和迷信如何區別呢?我認為是不容易區別的。

  

  迷信和信仰都是社會心理現象。都是人們對“神”或人、某一事物或現象感到驚異、而又恐懼所出現的崇拜心理。在希臘語中,“可敬”和“可怖”是一個詞,“崇拜”和“恐懼”也是一個詞,中國人則合為一個詞“敬畏”。這種敬畏心理,就極端而言,就是被崇拜對象所征服,如果在人格上也依附於它,我想,就可以稱為迷信狀態。人們不僅對宗教的神產生過迷信,對金錢可以迷信,對武器可以迷信,甚至科學也可以成為迷信對象;對人也一樣,例如德國人迷信過希特勒,蘇聯人迷信過斯大林。在各種迷信中,對命運迷信自然是人類最大、最普通、最長久的迷信。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所有宗教早期無疑都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命運的決定者”是異己的、神秘的和令人敬畏的。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人的自主意識增加了,人格相對獨立了,那種決定命運的異己力量也就相對減弱了,人們對“神”的敬畏和熱情也相對減弱。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像在基督教中所出現的那種“最終發生了神和人的和解”。這種和解的結果,便是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宗教成了民族或國家或社會團體的“精神紐帶”,而民族、國家或社會宗教組織,則成了它們所屬成員的“命運共同體”。從前的“命運決定者”便作為這個“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象徵而長期沿續存在下去。也就是說,在“神人和解”的場合,從“迷信”或以往的充滿敬畏的迷信色彩較濃的信仰,轉化為一般的普通的信仰,成為一種社會風俗。而神人關係得不到和解的場合,過去迷信的對象(某神或某人),或者遭到人們憤怒拋棄、辛辣的嘲笑,或者遭到理性的評判而“走下神壇”,從而結束了對它的迷信史。

  我對我們面對的命運熱和宗教熱中所存在的迷信現象,也作如是觀。

  三、西方哲學:神靈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說早期宗教充滿對“命運決定者”的敬畏和迷信色彩,那麼人類的意識通過哲學而開始了覺醒。哲學是來自西方的術語。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之為“最聰明、最溫雅、最優秀的人”;黑格爾稱之為不僅是古代哲學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物,蘇格拉底是精神本身從神諭到個人精神的轉折點”。我們則可以稱蘇格拉底為西方的孔子,因為,他像孔子影響東亞兩千多年一樣影響着西方哲學。

  蘇格拉底具有樸實的語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的身體和神聖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談闊論,到處向人們提出一些問題,例如,什麼是虔誠?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美德?什麼是勇氣?什麼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麼?你有什麼知識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關於統治你學會了什麼?你是不是教師?在教育無知的人之前你怎樣征服自己的無知?等等。這樣提問題的目的,蘇格拉底說:“我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我要追隨她的腳步,我是個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

  蘇格拉底自己呢,他說:“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象一隻獵犬一樣追尋真理的足跡。”為了追求真理,蘇格拉底不顧自己的利益、職業和家庭,他是個哲學的殉道者。他曾自問:什麼是哲學?他自答:
“認識你自己!”

  在某種意義上,整個西方哲學史都可以歸納為這一句話。例如兩千多年後,康德也作過類似的回答,他反哲學研究歸納為四個問題:“我能夠認識什麼?我應該想什麼?我能夠期望什麼?什麼是人?”而現代存在主義更簡化為:“我是誰?”這一切也都說明哲學與宗教的原則區別:宗教的中心是神,而哲學的中心是人自己。蘇格拉底開始了人的自我意識的理性時代。

  然而,蘇格拉底同時又真實地體驗到自己“為靈機所驅使”,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存在着某種“不自覺的”、“外在的作決定東西”。蘇格拉底曾參加過三次戰役,將軍們決定頒發一個花冠冠給他,作為對最勇敢的人的獎勵,但蘇格拉底推辭了。因為他坦言自己在一次戰爭中陷入沉思,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陽光才把他從出神中驚醒過來——據說,蘇格拉底經常陷入這樣一種“出神狀態”——這種出神狀態使蘇格拉底產生了“靈機”的體難。這種出神狀態便是他“為靈機所驅使”而產生的狀態。基於這樣的體驗,蘇格拉底說:

  神靈為自己保留了那對於最為重要的東西的認識。建築術、耕種術、冶金術等是人的藝術;治國術、計算術、理家術、作戰術亦然——在這個方面,人可以達到熟練機巧的地步。但是對於另一些東西,占卜就是必要的了。種地的人並不知道誰來享受收穫的果實;造房子的人也不知道誰來住房子;將軍也不知道軍隊戰場是否得當;治國的人也不知道這對他個人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危險;和一個漂亮女子結婚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會不會因此享受到快樂,會不會從中產生出憂愁和痛苦;在國家中有強有力的親戚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會因此被驅逐出境。由於這種不確定,所以必須託庇於占卜。占卜是多種多樣的,有聽神諭、看犧牲、看鳥飛姿態等。(引自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

  也許正是蘇格拉底的影響,迄今的絕大多數西方哲學家,都在他們的哲學中“為神靈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只不過程度不同、表現形式各異而已。這種為神靈保留的最重要的東西,說明了我們人類的認識儘管發展了,但仍然存在着異己的“命運決定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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