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哲學：樂天安命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很大區別，其基本特徵可以說在於：西方哲學強調的是“神—人”關係的“相分”，而中國哲學強調的是“天—人”關係的“相合”。
西方哲學有一條從“對神的崇拜”到“對神的懷疑批判”到“實現人的解放”這樣的線性發展歷程，而中國哲學則始終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內自得其樂。
“天”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中有特殊的涵義，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從遠古直到今天的漢語的日常應用中，‘天’作為命定、主宰義和作為自然義的雙重含意始終存在。”而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就其主流而言，雖然包含着人對自然規律能動地適應——這在今天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但從整個歷史看，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對“天命”的敬畏和順從。
中國哲學主要分為儒、道、禪三家，無論哪一家，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區別，都離不開講樂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老子講“道法自然”，歸結為“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則講“無為至樂”。怎樣才能“無為至樂”呢？莊子說：“達大命者隨。”一切都無所謂：“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莊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別人責怪他：“這樣不是太過分了么？”他說：人本無所謂生，本來沒有什麼形體，也沒有生氣，是後來變得有氣、有形、有生了，現在又變化而死了，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一樣。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豈不是變成一個“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國民俗中有“紅白喜事”——“紅事”指結婚、祝壽之類，當然值得慶賀，而“白事”怎樣會“喜”呢？原來，只要一個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們為他辦喪事就稱為“笑喪”——這也許正是莊子的影響所形成的吧！
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稱自己是如來的“教外別傳”，並且編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恭弘=叶 恭弘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呵迦恭弘=叶 恭弘。
你看，在如來佛面前，幾千弟子“眾皆默然”，只有禪宗的祖師迦恭弘=叶 恭弘能夠“微笑”，這不僅是悟道的喜悅，也是中國“樂天知命”的會意表現。
禪宗講“頓悟”，怎樣才能“頓悟”呢？慧能說：“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那麼，又怎樣“從於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飢來吃飯、困來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諸如此類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種宗教體驗中都有某種精神上的愉悅或滿足感，禪宗的特別之處在非常喜歡講平常講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別在與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獲得自己的愉悅。像“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郁黃花，無非般若”、“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等，不也體現了“樂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說過：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於是，中國的“命運決定者”從“天”轉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級封建官吏、轉移到宗法家庭家長制度中去，在這些一層又一層的“命運決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會金字塔的壓迫下，能有幾個人做到“樂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嘆“畏天命”，即使像莊子那般逍遙的人物，也一再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對廣大老百姓，“樂天知命”只能成為“聽天由命”了！
在這樣人為的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之下，中國哲學上的“樂天知命”遭到了極大的扭曲，異化為現實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國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樂業”。出門送親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簡直可以概括中國人普遍的心理狀態。
孔夫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歲才知天命，可見“知天命”之難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麼，孟子的話則反映了多數“君子”（儒家知識分子）的心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這段話表達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頑強地“盡心”、“盡其道”，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還有不少人明知“危牆”、“桎梏”，也敢於“捨生取義”、“殺身成仁”。
在中國思想史上荀子講過“制天命”、王安石講過“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因此，中國哲學的主流畢竟是講“樂天知命”。儘管“樂天知命”長期來受到極大的扭曲變形，它所包含的积極進取的精神、合理內容及其美學境界，始終吸引着歷代許多思想家並使他們為之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