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為六經之首，主要一個原因是它出現最早。其他五經都是有了文字以後的產物，唯獨《易》這部書出現在有文字之前，是從畫卦開始的。最初只有畫，沒有說明，因而給後代人留下了多方解釋和盡量開發的餘地。數千年來解《易》之書，汗牛充棟，不可勝計。解《易》的著作之多，說明這部書引起古今研究者和使用（占卜）者重視的程度非同一般。還可以說明各種註釋者（或開發者）都有新的見解，至少對前人的註釋（或開發）不滿意，認為沒講到關鍵處，或者沒講透，才不能不另行加工。經過歷代多次、多人、多方面的加工，《周易》這部經典包涵的內容越來越廣泛，它包涵的道理也越來越複雜。到了近代，中西方學術交流漸多，開始互相了解。《易經》傳到了西方，歐洲人看到這部書，他們從歐洲人的尺度看這部書，《易經》從此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研究者共同關心的古籍。
生當現代，我們要用現代人的文明和智慧來研究它。根據以上的這些特點，不難看出，歷代的圖像的解釋者，包括對卦辭、爻辭以及繫辭，都是後人代表前人寫出的關於圖像的說明。後人的解釋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終歸是後人的，不能保證它能完全表達了古人畫卦的本來意圖和設想。它可以基本符合，也許未必符合。古人已逝，去聖時遙，後人的解說，前人無從辯解。禪宗自稱得釋迦的“心傳”，朱熹自稱得堯、舜、禹的“心傳”，“心傳”說明得道者見到或達到的造詣，完全可以表明得“心傳”者的思想境界。其境界可以很高明，也可以很深奧，但無法證明他們所說的都能得到釋迦和堯、舜、禹的認可。伏羲圓卦，最初是“—”和“--”，陰陽兩畫是指天地、男女、正負，都是出自後來人解釋義，伏羲沒有留下任何解釋，連傾向性的暗示也沒有留下。這些情況後人把它說死了，認定伏羲的原意是什麼或不是什麼，解釋得越詳明，越具體，附加的主觀意測越多。
《易經，繫辭》出現后，有了文字的說明。這些說明見解深刻，說理透闢，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如果斷定出自孔子之手，用它說明孔子的哲學思想，將是極有價值的資料，古人早有用繫辭來講孔子易學見解的；如果不是出於孔子，另有來歷，就要從另外的途徑來考慮。
今天的研究者與古人相比，人們接受了社會進化觀點，承認今天的社會比原始社會進步，人類脫離蒙昧時代，不再穴居野處，不再茹毛飲血，有了家庭，不再群婚雜交，從部落進人國家組織，人類除了語言還有文字。有文字比有語言是一大進步。在這個公認的前提下，我們研究《易經》要藉助於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藉助於我們掌握的社會歷史發展。南宋時期，陸九淵與朱熹發生過一次大辯論。朱熹用大量經典文獻資料為自己的論據作證，陸九淵反駁說，堯舜讀過什麼書？他們都是儒家公認的“聖人”，能為群眾造福，是兩位德髙望重的領袖（聖王），其言行世代相傳，他們可能不識字，卻不妨礙他們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堯舜不識字，或識字不多，堯舜以前的伏羲可以斷言更不可能識字。從伏羲到堯舜的確切年代無從推算得準確，按司馬遷的《五帝本紀》，應屬傳說中的歷史。從社會發展的原則推斷，先從漁獵到馴養家畜（伏羲），從採集到種植穀物（神農），然後建立定居點（黃帝造宮室，制衣服，造舟車，創文字），這是合乎歷史進步的軌跡的。堯、舜、禹三代相傳，史料較多，年代也比較明確（這三代約在前1695—1106），大約五六百年。
伏羲畫卦，到文王演《周易》約千年。文王演易，應當看作文王對易的理解，文王把伏羲的畫卦納入自己的體系。從文王演《易》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家論《易》，又過了好幾百年，關於《易》的議論、運用逐漸增多。這些議論可以看作是春秋研《易》者對《易》的理解，沒有根據證明春秋人的《易》學能代文王立言，更難設想，春秋時人能說清楚二千年前伏羲畫《易》的最初設想。
文化、思想以至哲學，都是按照不斷積累，不斷增加新內容，不斷增加新解說的方式，逐漸豐富，逐漸完善的。春秋時人的《易》學，按照當時學術思維所能達到的水平把問題講清楚就是對文化的貢獻。沒有必要論證春秋人對《易》的解釋是文王《易》的原義，更沒有必要論證春秋人對《易》的解釋是恢復了伏羲《易》的原意，因為這是做不到的，也無法證明，無助於研究。
“圖文先出”是《易》的第一特點。《易》經開始於圖像，圖像在先，說明在後。寫成的說明逐年增益，常常在圖像出現千年以後，且不斷增加新的說明。圖像是《易》的胎芽，或叫做“初易”或“原始易”。
歷史長久，是《易》的第二特點。圖像的解說者非一人，時間跨度極大，參与者的地區遍布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眾說紛紜，不是出於一次討論。時間先後可以持續二千年之久。
講解繁富，是《易》的第三特點。歷代講解者，都以為得到了《易》的真髓，力圖說明前人說《易》的失誤，至少彌補前人的不足。所以註解、詮釋《易經》的多到數以千計。
由於以上這三個特點，給今天的研究者帶來了困難。
《易經》學研究雖屬不易，不可能求得一個最後定論。但《易》經不是天書，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涉及的也是人類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現象。我們只要尊重歷史，不任意妄加比附，我們就能把研究推進一步。
歷史是進步的，不是倒退的。我們在現實中不斷髮現新經驗、新事物，以至過去不知道的新原理、新事物是在舊事物的基礎上萌發的，文化不能割斷，也無法割斷。前人不知利用原子能，現在懂了；前人不知道有电子計算機，現在有了。原子理論，可以涉及正負电子對撞現象，《易經》中也有陰陽對立。有了电子對撞機以後，回過頭來看，發現《易》經中有陰陽對立的觀念，有類似之處；有了电子計算機（電腦），運用了二進位制，發現《易》的陰陽對立，與二進位制有相似處，這種現象正可以說明人類文明是前進的，不斷積累、增加的。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是由簡到繁，由低到高，由粗疏到精密的過程。《易》學研究，試看歷代關於《易》的註解（及開發）都經歷了由簡到繁這樣的過程。
保持嚴肅的學術性，才能推動《易》學研究的健康發展。貫徹百家爭鳴的精神，才能推動《易》學研究的不斷前進。
企圖利用《易》學解決個人的某些需求（如用占卦算一算股票漲落，用占卦算一次軍事行動的勝負），是使《易》學回到伏羲、文王時代的要求，既無助於行為決策的取捨，又不利於《易》經的研究，是走不通的。
文化現象總是後代的成果包容了前代的成果。因而它的含義越到後來越豐富，有些是前代成果所引發的，更多情況下是前代所沒有發現的新內容。這種現象表現在《易》學研究中，也表現在一切文化領域中。
清初王夫之說過：
唐、虡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狂狂獉獉，人之異於禽獸都無幾也。
春秋之民無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諸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孕之日，其愈也多矣。（《讀通鑒論》）
三代之時，國小而君多……而暴君橫取，無異今川廣之土司。喫貌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同上）
上述情景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曾在黔、滇少數民族地區親見。堯、舜時期（三代）文化如此低下，堯、舜以前的伏羲、神農時代的文化生活只能比堯、舜低，不可能比堯、舜更高。上古時代人類全力以赴對付自然災害，乂要防止外來部落的掠奪，能有多少時間坐下來從容研究二進位制？老子、孔子對社會、歷史、文化的見解的深度、廣度斷然超過堯舜，他們讀的書也超過堯舜。
今天人們看到的《易》經包羅萬象，這個現象是歷代研究者逐漸增加進去的結果。從伏羲畫卦的圖像中，或八卦的圖像並不包含像後人所闡述的這些內容。“三代無揖讓之道，堯舜無吊伐道”，應是歷史事實。
這裏絲毫沒有貶低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意思，恰恰說明中華民族善於利用前人的成果，開創新文化，不斷前進，永遠進取的精神，從而增強人們的自信心，中華民族不是吃祖宗遺產的“紈絝子弟”，而是富有開拓精神的偉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