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周易》作出準確的歷史定位，我們還須首先討論中國文化形態及其歷史演變的大勢，因為只有以這個參照係為背景，我們才能準確地找到《周易》的歷史坐標。
很明顯的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有一些基本的一致之處：它們都經過三個大階段，中間都經歷了兩次大轉型；這樣，中西文化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前軸心期，軸心期（第一次大轉型），中古時代，轉型期（第二次大轉型），現代。
1.易經文化與前軸心期文化
前軸心期，在西方是古希臘哲學時代之前，在中國則是春秋戰國乃至西周之前。在這個時代，中西文化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諸如，這是一個神學的時代、神話的時代、詩歌的時代，等等；文獻方面，在西方是《荷馬史詩》，在中國是甲骨卜辭、“書”（虞夏商書）、“詩”但是同時，中西文化在這個時期又各自呈現着自己的特色，例如在關於神的問題上，西方的“眾神”具有相當獨立的個體精神，而中國的神的等級相對更為森嚴。
中西文化形態儘管後來在軸心期發生了轉型，但軸心時代精神仍承襲了各自在前軸心期所鑄成的基本精神傳統。就中國的情況看，個體精神方面，正如《說苑》所說：“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為心。”“百姓各以其心為心”，這正是中國前軸心期之個體精神的表現。當然，群體精神也是前軸心期文化精神的另外一個方面。《白虎通•號》說：“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飢即求食，飽即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新語》說：伏羲時代“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可見倫常綱紀作為群體原則也是前軸心期開始奠定的。
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神的地位的降低、人的地位的提高。今天看來，如上所述，前軸心期的人神關係本是一種“健康”的聯繫。這是因為人可以兩種方式面對神：一是作為群體族類，一是作為個體自我。在西方現代觀念中，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洗禮，宗教信仰已成為一件純粹個體性的事務：人可以作為純粹個體，單獨面對神，與神簽約。這與中世紀的觀念是有所不同的，那時人神之間的事務必須由宗教組織教會來代理，而宗教組織所代表的不是個別的人，而是群體的人，因而不是信徒決定了教會，而是教會決定了信徒。但這已是軸心期大轉型之後的事情了。
2.易經文化與軸心期文化（第一次大轉型）
前軸心期乃是世界幾大文化形態的醞釀期，而軸心期則是世界幾大文化形態的定型期，如上所說，這種定型原是一種“有因有革”的過程，亦即孔子所說的“損益”的過程。但其共同特徵則是哲學理性的覺醒，這個共同特徵決定了世界幾大文明傳統的共通性，即它們都有過一個軸心期，那時，哲學理性產生了；但是不同文明傳統之間的這種文化轉型，又有若干不同的特點，正是這種不同，決定了世界幾大文明傳統的文化類型的區分。
中西文化的一個基本區別，在於上述超越觀念經過軸心期大轉型之後的分道揚鑣：西方軸心期轉型導致了文化的更進一步神學化，進入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時代；而中國軸心期轉型則導致了文化的世俗化，進入了中古時代（自秦至淸）的儒學時代，此時的中國文化雖然保留着許多諸如祭天祈神之類的神學孑遺，但基本上是世俗化的。沒有統一的宗教，皇家宗教活動與儒、道、釋多元並存，這正好表明此時中國人所有的只是古代神學解體以來的宗教“殘片”（借AlasdairMacIntyre語）。《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說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在前軸心期的商代和軸心期開始的周代之間，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分野。有學者甚至於認為：“對於‘天命’，周公其實是不信的。周公對當時的另一輔政大臣召公奭就坦開了他對‘天命’的真實意見：‘天命不易，天難勘，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只不過“在當時宗教思想浸人人心的情勢下，周人又不能不利用‘天命’觀念。”^這是頗有見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