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此種現象也充分表現在司馬遷的《史記》之中。
除上述所云，易學中的許多學說、範疇成為《史記》的哲理基礎之外，司馬遷還援引《周易》中的很多辭句，作為其立論的依據。其《太史公自序》論春秋之時弒君亡國，皆失其本，即是如此。其中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失之毫里，差以行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這是以《周易•文言傳》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說明弒君亡國皆由逐漸積累而成，所以為君為父、為臣為子，不可以不知《春秋》，不通禮義。
其《禮書》論禮的重要作用則說：“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倶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還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卿順，以為上則明。”“天地以合”三句,本於《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明，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此說明“禮”乃天地人倫之大經，天地萬物、社會人倫皆依禮而各得其所，各得其序，各遂其成。
其引《易》文最長而為其立論的是《樂書》。其中說：“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嚌，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雲樂雲’。”此段文字也載於《樂記》，是否司馬遷抄錄於此，不得而知。但它最初取材於《易傳》卻是可以肯定的。此文“天尊地卑”至“天地之別”，是引《繫辭》文說明“禮為天地之序”；自“地氣上齊”至“天地之和”，是引《繫辭》文說明“樂為天地之和”。下文“極乎天而蟠乎地”，可能是《明夷卦》上六爻辭“初登於天，後人於地”的變文。“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本於《繫辭》“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即指天地之數也即陰陽之數的變化，“陰陽不測之謂神”，就是講變化莫測之義，故此處“成變化”與“行乎陰陽”完全同義。“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似有本於《繫辭》“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則來於《繫辭》文：“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乃天地的象徵，故下文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司馬遷不厭其煩地引述《易》文，是要以此論證禮樂制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所以最後說：“聖人曰：禮雲樂雲。”
《史記》還以《易》文作為評論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準則。如其《楚元王世家》太史公評述當時篡殺及安危存亡的情況說：“國之將興，必有禎樣，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君子用而小人退”，源於《泰卦》《彖傳》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家通泰昌隆，則君子在朝內，小人在朝外，君子之道盛長，小人之道衰消，故泰卦說“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賢人隱”乃引《文言傳》“天地閉，賢人隱”句。天地閉塞，陰陽不交，乃《否卦》之象，以此比喻君S乖背，上下阻隔，所以賢人隱居不仕。也即《否卦》《彖》文所說：“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實際上，司馬遷這裡是以泰否兩卦之義評論楚元王世家，辭句雖較隱晦，其文義還是相當明朗的。
其《伯夷列傳》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則引《文言傳》加以評論。“‘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不稱，悲夫！”這是以《易傳》“同類相召”的觀念，評論伯夷雖有賢行，顏回雖然篤學，皆得孔子稱揚而名益彰顯，以此悲嘆“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岩穴之士，閭巷之人，如果不攀龍附鳳，沒有聖賢的極力表彰與宣揚，即使砥身勵行，也不可能名傳後世，而只能“堙滅而不稱”了。
《史記•屈原列傳》評論《離騷》和屈子的遭遇也多引《易》文。其中說：“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段文字，“其文約”至“舉類邇而見義遠”，本於《繫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而乂稍變其文，作為評判《離騷》的審美價值標準。其論“不知人之禍”，則引《井卦》九三爻辭為其準則：“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述蔡澤規勸秦相范雎“及時隱退”之事，也三次徵引《易》文，作為評價的尺度。其中講到：“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這與《豐卦》《彖傳》所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文意基本一致，並以此說明《乾卦》上九爻辭“亢龍有悔”的道理：“《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
司馬遷《史記》也常常在行文中引《周易》文句作為敘事之辭。如《天官書》記述天官的由來說：“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其中“仰”、“俯”兩句即引《繫辭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乂說，“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是《繫辭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的變文。從上下文的語氣看，“苟”似當《史記》文作“告”。“深觀時變”本於《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史記》中還有一些引《易》文字，不再一一列舉。由此，我們也足以看出，《周易》對司馬遷《史記》所產生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