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所提倡的“易簡”與“時變”觀念，也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指導思想。
《易傳》特別推崇“易簡”，將平易和簡約視為乾、坤的最根本屬性和功能。其《繫辭傳》說：“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讀作智），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乾意味着事物的開始，坤意味着事物的完成。乾以平易為智，坤以簡約為能。所以乾坤容易被人理解和順從，受人親近而有功績，從而成就聖賢的德業。這是以乾坤卦象為純陰純陽，簡單明了，但它是六十四卦的基本要素，所以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繫辭傳》又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裹裹者。”這是說，乾卦的德行剛健而平易，卻告人以險難之事；坤卦的德行柔順而簡約，卻告人以阻塞之事。因此，以乾坤兩卦為門戶的《周易》，能悅人之心，能解人之慮，判斷天下之吉凶，使人奮勉不息。這又是從簡易的角度，說明乾健坤順乃卦象與事物的基本法則，此即《繫辭》所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陰陽簡易之理乃《周易》的最高法則，所謂：“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繫辭傳》）
《易傳》的此種觀念，深深地影響着司馬遷對《史記》的寫作，其《樂書》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此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完全取《繫辭》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意，以為大樂必易方能深入人心，大禮必簡方能使人遵從，從而起到和諧心靈、規範人世的作用。其《叔孫通傳》也對叔孫氏為髙祖定禮儀，為簡易，大加讚賞，其中說：“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髙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髙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於是，招集儒生三十餘人，根據時代的需要，制定了簡易的儀法。
《易傳》推崇“易簡”，更推崇“時”。在《易傳》中，論述最多的莫過於“時”，大概有六十餘次之多。其中講到要“察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傳•賁卦》）；由觀天文，察時變，於是便能“明時”，“君子以治歷明時”（《象傳•革卦》），制定曆法，說明四時的變遷；由對“時”的知解，進而轉到人類對“時”的運用，它要求人們必須“與時消息”（《彖傳•豐卦》），“與四時合其序”，“後天而奉天時”（《文言傳》時機未到，要“待時”，“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繫辭傳》）；時機到了，要“與時偕行”，“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文言傳》），終日奮發，努力奮鬥，與時間共同前進，“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彖傳•損卦），“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卦）；時機一旦轉變，就要“趨時”，“變通者，趨時者也”（《繫辭傳》），在變動的時代，必須追隨時代的發展，“隨時”加以變通，否則就有被淘汰的危險；總之，用時要以“不失時”為其最基本準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彖傳•艮卦》）。
司馬遷《史記》也深受《易傳》“時”論的影響。《史記》多言“時變”，將“時變”作為一個重要範疇來使用。此範疇即來源於“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及“變通者，趨時者也”。司馬遷論述天官的職責說：“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史記•天官書》）“深觀時變，察其精粗”乃“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變文與引申。觀測天文，察其精微，考其古今變化，是天官的根本職能。司馬氏以此作為其著《天官書》的重要指導思想。
上文所引司馬遷記述叔孫通為漢高帝定朝儀，也特別突出“時變”。叔孫通召集儒生三十餘人參與其事，有二人以為叔孫所為不合古代禮法，不肯應召。對於此種行為，司馬遷專門引了叔孫通一句話予以貶斥：叔孫通曰：“若其鄙儒也，不知時變。”並於太史公論贊中頌揚叔孫通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叔孫通列傳》）“進退與時變化”，也即《易傳》所謂：“進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與時消息”。
其《貨殖列傳》以讚賞的態度敘述陶朱公的事迹說：“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有擇人而任時。”“與時逐”也即“與時消息”，並明確提出了“任時”的概念。又讚揚白圭說：“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以“樂”說明對“觀察時變”的態度，用“猛獸摯鳥之發”形容“趨時”，言辭犀利，褒揚之情躍然而出，可見其對《易傳》“變通趨時”說的尊崇。據此，司馬遷更極力讚揚那些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士說：“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義，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同上）“與時俯仰”也即《易傳》所說的“與時消息”。而有些一時爵高權貴，最終禍患及身的人，也是由於“不知時變”所致。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太史公評論所說：“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