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表達有關“文章”概念的詞語有“文”、“言”、“辭”等。“文”、“文章”二詞在上古是“文彩斑爛”的意思。《周禮•考工記》：“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屈原《九章•桔頌》：“青黃雜揉，文章爛兮。”那麼，何以又演化成“文章學”之“文”和“文章”的呢？這從《周易》中有關“文”的論述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繫辭下》說：“物相雜，故曰文。”《賁•彖》謂：“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二句揭示：“文”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它是錯綜複雜的客觀世界的表現形式。大自然剛柔交錯、陰陽並存，就形成了反映自然的“文”；人類社會有各種文明禮儀來規範人們的言行，就形成了關於社會的“文”。治國者觀察自然之文，以了解時序的變化；通過社會之文，以教化百姓。於此，可以明顯看出，這裏的幾個“文”字，包含着一個“文彩——文明——文章（主要指古代的公文）”的演化過程。作為“文章”的“文”，《周易》給我們的提示是：文章，不論其內容和形式，都是大千世界、天地萬物的表現形式；是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手段。這就是《周易》關於文章本源論的基本觀點。
這一觀點，今人雖很少論及，古人卻多有論述。宋人石介在《上蔡副樞密書》中說：“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明代宋濂《文源》雲：“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清人姚鼐也說：“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復魯絜非書》）又雲：“吾嘗以為文章之源，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海愚詩鈔序》）顯然，這些學者，都是據《易》理，用《易》言，來闡發文章本源的。
《周易》的文章本源論，與現代寫作理論中“文章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命題是相通的，然而前者較後者更為全面、豐富和深刻。它強調了客觀世界的複雜性和對立統一關係，為在寫作實踐中如何觀察認識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