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漢族人，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理論政治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易經》也稱《周易》或《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占卜術原着，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根源。據說是由伏羲氏與周文王（姬昌）根據《河圖》、《洛書》演繹並加以總結概括而來（同時產生了易經八卦圖），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關鍵語詞：孔子也有形而上學
這使人想起牛頓晚年專註於神學的故事。牛頓雖專註於神學，但在神學上卻無大成就。這似乎也類於孔子。孔子在形而上學上也沒有太多的論述。
後世認為，孔子只談人倫之道德，而不談形而上哲學。老子道：“大道隱，有仁義。” 莊子認為儒家乃小道，後世喜歡佛道學說及哲學的學者都認為，孔子講的只是人道（人倫），沒有天道之論述（形而上學），中國形而上先由道家後由佛家來承擔。
但筆者以為，一般人只知其《論語》（其弟子所為），而不知其深意所在。何況《論語》乃前期所為，後期則不然。《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大概是從孔子积極入世的精神出發，後人認為孔子晚年喜易，也是專註於“小道“，即人道。柳詒征之《中國文化史》孔子一章中舉了這樣一段話：“《易》經中孔子所明，第可曰倫理學，或曰倫理的解釋。”但是，緊接着又道：“孔於聖人，決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於一生志向，專以對人宣明倫理一門，作人世法，至孔子之真實本領，哲理一門之出世法，始終未欲與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處。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於，第知孔子本領之半而已。”
他是道出了孔子不為人知的另一半。孔子對《易》的解釋如下：
《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黎鳴也說：“孔子的一生，實際上是受易經思想的影響逐漸展開的。最明顯的是孔子自述的一生六段、編選‘六經’、‘六緯’，以及孔子本人的精通‘六藝’等等。什麼都與‘六’有關，這明顯與周易六十四卦的六個卦位相關。”
但是，我們知道孔子行教是早年就開始了，並非老了之後。如果說孔子中年編六經和六緯只是在形式上合於易的話，可晚年就不同了。孔子“作《春秋》”時，是有強烈的冒天下之大韙的勇氣和悲憤，《春秋》不能流傳下來也是因為耳不順，對時弊臧否太多。但在他對一生進行自述時就不同了，他說：“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自述時已到晚年，正是孔子喜易之時，按他對時弊的認識，和他強行在天下推禮的態度，五十歲是不可能知天命的，六十歲更不可能“耳順”的。這種對天命的認識可能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當時盛行的巫術，即敬鬼神，孔子也敬；另一個大概來自於易經。而“耳順”完全是對世間萬事萬物有一種通融的態度，即不再固執了。至於“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更是對易經的深切認知和踐行。
我們總以為“中庸”之道是孔子的發行，其實是易經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經》中關於易經這一思想的發揮是以辯證的方式出現的，雖與中庸不同，但與中庸有同樣的意蘊。在《道德經》中，諸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的句子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孔子說“過猶不及”其實也是這個道理。老子的哲學求靜，而避難；孔子的哲學求動，而立行。看起來是背道而馳，實則道的不同方面而已。
現在我們有些人把老子的哲學稱為“真理”，而把孔子的哲學卻看得很低，其實是知其而不知其所以然。
柳詒征認為：孔子“其於形而上之原理，與老子所見正等。《易》之神妙，正賴孔子發明。”《論語》稱“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易•繫辭》卻屢言神，如“陰陽不測之謂神”，“蓄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盡神”之類。
難道是孔子晚年對自己的思想有大的波動？
這極是可能的。就像牛頓始終不能得出地球是怎麼動起來的，他晚年雖然皓首窮經，卻也難以找到答案，於是他只好低首於造物者。孔子也如此嗎？
孔子一直稱道不可知，道不可言。他還教導自己的弟子說，初聞道，夕死可矣。這並非說他不懂道。孔子晚年對易的研究，使他萌發修訂易經的意念。易經既經他修訂，還受他補充。誰能說他不懂易經？
老子的哲學發端於易經，易經乃中國文化的玄牝之門，也乃中國文化形而上之標誌。但孔子對易經的修訂與補充，還是貫穿了中庸之道。至於這中庸之道，是否就是子思等所說的中庸之道，就是另一回事了。孔子認為，中庸之道是難以達到的。《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似乎孔子的中庸也與易經之精神一致，是有玄機存在的。
這樣說，是不是孔子否定了他早年的思想和行動呢？按中國一般學者之尊老貶孔的說話，孔子若有形而上學，就不會有這樣的人倫觀念。這種認識其實是非常淺薄的。蘇格拉底是形而上的代表，但他仍然強烈人的實際行動；柏拉圖也一樣，他始終強調的是美德，這與孔子的一些論述極其相近；亞里士多德可以說是孔子是極其近似的，他們都是傳統的集大成者，即知識與技藝的傳承者，同樣也是新文化的開創者，是古代教育的先行者。西方所謂的這些行而上學者其實從本質上更注重現世人生的實踐，這是西方哲學精神的重要取向。西方哲人重要的是實踐，蘇格拉底寧願坐穿牢底，也不願放棄自己的真理（其實上與孔子所持的仁與禮是共同的），這一點似乎與孔子更為接近，而老子更為遙遠。今天有很多學人尊重西方的文化，過分地崇拜西方的哲人，卻又極力貶損中國的孔子，對孔子沒有深入地研究就武斷地下結論，是不明智的。
試想想，如果孔子沒有形而上學的支持，他怎麼能夠“吾道以一貫之”呢？稍稍懂點哲學的人應該知道，形而上學是形而下的道，若只有形而下而不懂形而上學，其行動怎麼會“以一貫之”呢？其實何為形而上學？不就是超越自我，達到世界與自我共體的認識嗎？孔子的大同世界，孔子的道，孔子的仁，難道不是形而上學嗎？
所以，當我每每看到人們說“孔子晚年喜易”這句話時，心裏便一動，似乎看見孔子被人冤枉后仍然無所謂的從容模樣，似乎又聽見他說：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