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易道德經》里，周是周到圓滿，易是運動變化無不果的意思。太昊伏羲創作簡易圖時，把簡易符（即現在八卦圖的陰陽符）排列成一個圓形即一周的形式，闡明了周和易是簡的主要組成部分。周易的周字並非周朝的沿用，而是周朝或周姓沿用了《簡易道德經》里的這個完美的“周”字。無疑周易的周字，替代了簡易的簡字。大自然萬物的變化，是易的根本現象。恆之無休而無不果，說明了易，就是物的變化而成事，物每一點變化都有一定的結果，這就是易象。“簡之周”和“周之易”說明了周是簡的，易是周的。以父子的排列方式，就是成了：“簡周易”。“求千太萬后之果，明千思萬緒之象”，說明了“簡易圖”是判斷推理的一種測探工具。
命運字面上意義是指生命的經歷。命指生命，運即經驗歷程。
《周易》熱的興起，最初與科學的發展有關。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出現，不僅衝破了牛頓經典力學的科學體系，也衝破了文藝復興以後傳統的科學思維模式。一些曾被拋棄的古代思想似乎又復活了。
東方世界，由於科學發展較晚，還保存着較多的古代思想，於是，人們陸續把眼光轉到了東方。
到東方去尋找思想寶藏，一開始並沒有集中於《周易》。老莊哲學、甚至一些神秘主義的思想，都曾受到過青睞。後來，人們才能逐漸集中到了《周易》。《周易》的卦畫、卦象，以及卦畫卦象的組合排列方式，究竟是什麼意義？曾引起歷代思想家廣泛而濃厚的興趣。人們用現代一些科學成果和《周易》中的論說以及由此衍變的各種圖象相比照，頗有相似之處，如那線條優美流暢的陰陽魚圖似乎是“互補原理”的圖解；先天圓圖的卦象排列剛好和計算機所用的二進制相符合。種種七合好象在告訴我們，古人早已知道我們今天已經發現和將要發現的一切，其奧秘就儲存在那些似乎毫無意義，並被認為是神學迷信工具的卦象及各種易圖、易說之中。“發掘吧！”一種無形號召在鼓舞着人們，似乎《周易》這本書里有着無窮無盡的科學寶藏。
半個世紀以前，就有人撰寫了許多著作，說明《周易》中早已有了相對論、量子論、計算機原理等等現代偉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但是這些工作，當時當地並未成為“熱”。因為在解放以前的中國大陸，中國傳統文化的聲譽並不好；而在國際上，其他民族則中有一種說法，比如一些印度學者，他們認為《周易》中已經具有了現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近幾年來，當我償把工作重心由所謂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自然科學引起了特殊的關注。《周易》與科學的關係也逐漸被子提了出來，但沒有成為一種熱。《周易》和科學的問題如果局限於學術界，也成不了熱。對《周易》的興趣成了熱，原因在於這種興趣衝出了學術界，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各種社會需要之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養生，一是算命。
人體至今還有許多示知數，這是“氣功”得以流行的現實基礎。這些年來，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健康、長壽，是越來越強烈的願望。而氣功正好宣稱它可以滿足其他醫療手段所不能滿足的健康、長壽願望。但是氣功需要理論。氣功的理論書雖然很多，經過迂迴曲折，最後也找到了《周易》。因為《周易》那沒有內容的符號、圖象，正好可以使人填充上各種各樣的內容。所以，氣功流行到哪裡，就把《周易》熱帶到哪裡。
比養生更加廣泛的社會需要是算命。
改革開放以前，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道路都有社會作了安排。前途大體清楚，需要隨時預測的成份不多。改革開放政策，把更多的經濟自主權交給了地方、企業和個人，越來越多的個人也以越來越大的自主性直接面對社會：職業的選擇，變幻的市場，旁及升學、戀愛、出國等等，不確定的因素越來越多，預測前晶體管 的願望 也越來越強烈。於是人們就關心起卜筮之祖的《周易》。
氣功書很多，為什麼特重《周易》？有人回答說，因為《周易》是科學的。算命的方式很多，為什麼單找《周易》？有人回答說，因為《周易》的算命是科學的，叫預測學。歸根到底一句話，《周易》之所以熱，乃是因為《周易》有科學。而且《周易》中的科學，是現代科學所解釋不了的科學。中國人有了《周易》，真是幸運。
有科學作為旗幟，有部分學者在提倡，有相當一部分政府官員在支持，有廣泛的社會需要，於是《周易》熱就興起了，成了一股熱潮。
當前的情況，使人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中，也有人宣稱，《周易》中已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切：唯物主義、辯證法等等。多少年來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時興什麼，就有人說《周易》中已經有了什麼。
二
《周易》不象現代人的專着，其中的內容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分經、傳兩個部分，兩部分形成於不販歷史時期。經、傳本身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伏羲畫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辭等等傳說，只是，也正是表明了《易經》也有一個從簡單到複雜的發展過程。到一定時期，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易經》的面貌，於是，“經”的發展就暫時穩定下來，人們又開始發展出《易傳》。學術界已用充分的材料證明，《易傳》也不是成於一人一時，而是第期發展的產物。
有人說，《周易》是占卜書。這是指《周易》是早期功能和它在社會精神生活中低層次的運用；有人說，《周易》不是占卜書，這是指《周易》較晚期、告別是《易傳》形成以後的功能，以及它在社會精神生活中高層次的運用。伴隨着從簡單到複雜的發展，是《周易》從經到傳的發展，從占卜書到哲學書的發展。
在理性的哲學思潮出現以前，社會的精神生活完全籠罩在宗教神學統治之下。這一時期出現的《易經》，不能不是供占卜用的神學書。
預測未來，是一切時代、一切民言辭的共同願望。占卜，是向神求教，不是科學預測。向神求教的方式多種多樣：祭司或神巫的預言，到神殿里求夢或對夢的解說，以及藉助各種道具進行的占卜。《周易》的占卜術，只是那五彩繽紛的占卜術之一。
簡單的社會生活，占卜的內容也比較簡單，至今年內仍有相當多的人們，只要求占卜給出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是，不是；行，不行；在《周易》中，就叫作吉，還是凶。簡單的答案只需要簡單的表示，只用卦象就可以。由於占卜的內容日益增多，八個卦象不夠，又重為六十四卦。最後，每一爻也都必須擔負表示吉凶的任務。每卦六爻，共384爻，於是384類問題就有了答案。
社會生活日以複雜，人們的要求也日益發展。不僅要知道占卜的結果是吉凶，而且要知道為什麼吉，為什麼凶？這就必須說出一番道理。《易經》中的卦爻辭，就是那些最初步的疲乏理。
雖然神職人員可以把這些道理說成是神意，蛤實際上，它只能來自經驗。這就使得那本為說明為何吉凶的卦爻辭，成了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表述，其中包括着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學等等內容。這樣，《易經》和《聖經》一樣，撇開其中的科學內涵，就是我們了解古代世界的窗口。
援引經驗，就埋藏着脫離神意的種子。由簡單的道理進到複雜的道理，道理就成為人們行為的指導，神意就退居二線了。
在古代文獻中，比如《左傳》、《國語》記載着不少講解吉凶的道理，有些道理援引的生活經驗已非常複雜。講道理的人，也各式各樣，這些就大大小小的易學家。把他們的道理集中起來，條理，升華，就成了《易傳》。
任何語言都是概括。初步的道理已經包含着一般的性質，所以它可以推廣，在複雜而豐富的社會經驗之上的道理，就具有更高程度的普遍性，於是，《易傳》就成了哲學。
《易傳》和《易經》一起傳了下來，統稱《周易》。和《周易》那文字成果一起傳下來的，還有那文字之外的、《周易》的形成方式。這方式的基本精神，就是用自己時代的經驗材料去解釋《易經》。從漢代開始，每一個時代，都有那麼一些人，根據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為《周易》（主要的《易經》）作傳、作注。這些傳、注，主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哲學，反映了作者當時的時代精神。其中優秀的，就成了重要的哲學文獻。如《京房易傳》，王弼《周易注》、《程氏易傳》等等。這種方法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前所謂“科學易”派，多認為《周易》中蘊藏着許許多多的科學。實際上不是《周易》中蘊藏許許多多的科學，而是我們用現代科學注入到《周易》之中。
為什麼要有《易傳》？就是古人覺得《易經》不夠用。《易傳》以後，人們為公私不要作“易傳”、“易注”？因為《易傳》也不夠用了，不足以說明他們當時的問題。這本是一個簡單而又淺顯的道理，但是我們有許多同志，卻認為《周易》中蘊藏着今天所要的一切。
三
無論自然科學不是社會科學，都應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實事求是。都應首先弄清對象本身是什麼，不應把你自己的理解當作對象的本義。
“對象本身是什麼”和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往往難以區分。許多情況下，“對象本身是什麼”完全要依賴於研究者的理解，這告別表現在那些新開拓的科學領域。但是，隨着研究的塗，人們就能逐漸分清對象的本義和研究者的理解，並且可以大體區分出不同研究者理解的對與錯，一般說來，所謂對象的本義，往往帶有研究者的主雞肉理解，所以不能完全分開。但是我們不能不作區分，否則就滑有科學。區分的程度，反映着該門科學的研究水平。
弄清古典文獻的本義，較之弄清自然物的本來面貌，有許多特殊的困難。它難以用實驗去驗證，只能靠援引其他文獻，並參考民俗學、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原始宗教等等研究成果，相互比較，作出判斷。儘管這些判斷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萬分，但歷代學者還是獲得了許許多多公認的成就。比如在古代那些象形文字里，沒有一個嚴肅的學者會說，其吸的象徵著電冰箱和彩電，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電冰箱和彩色電視機。
先天圓圖和二進制的關係問題，近年來已有一些文章，依據確惡意的歷史材料，證明不是萊布尼茨根據先天圓圖發明了二進制，而是萊布尼茨發明了二進制以後才見到了先天圓圖。萊布尼茨根據二進制來理解先天圓圖，說先天圓圖中已包含了分發明的東西。這是萊布尼茨的理解。然而有些研究者先把萊布尼茨的理解當作了先天圓圖的本義，進而又說萊布尼茨根據先天圓圖發明了二進制。
陰陽魚太極圖和互補原理的關係也是這樣。具有互補原理的頭腦，肥陰陽魚太極圖理解為互補原理的圖解，然而這並不是陰陽魚太極圖的本義。
依據“把理解當作本義”的道路，許多研究者從《周易》的卦象、文字當中，找出了相對論、量子論、原子結構等等近現代科學的最新發現。
直到今天，《周易》本義如何？學者們仍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完全明白，“科學易”研究者徐道一等先生所說的內容，決不是《周易》的本義，而是他們的發揮和附會。
把科學的成果附會於《周易》，進而又說《周易》是這些科學成果的淵藪，不始於今日。漢代劉歆把三統曆的日法、章法、月實等等，都說是推大衍數的結果，劉歆此舉不僅無益於解《易》，更無益於天文學，所以不斷遭到後人的批評。劉歆以後，也有不少仿效者，其結果和劉歆也大同小異。他們都是把自己的理解當作了《周易》的本義。而且其中許多並不是誠實的解說，而是有意地歪曲。
研究歷史文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歷史的方法。它和自然科學中的觀測、實驗等研究方法一樣，也是正解的科學方法。一些自然科學院家往往用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去硬套用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他們忽略了歷史方法，也難以對歷史文獻作出正確的結論。
探究《周易》本義，古人已取得了許多成果，現代和當代學者用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周易》，取得了比古人更大的成果。聞一多、郭沫若、顧頡剛、高亨、朱伯昆等，或則有開創性的研究，或者深入細緻的探索，他們幾代人探求的成果，值得高度重視。
作為一般的世界觀，《周易》曾經廣泛地影響了中國古人的思想，當然也影響了中國古代科學家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古代撐腰發展。《周易》和古代科學的關係，類似一般哲學和科學院學的關係。哲學影響着人們的思維，錘鍊人們的智慧。但是，由思維和智慧到科學發現，還有一段路程。而具體的科學發現，往往不是從某一病房原則直接導出的結果。現代“科學易”的研究者，往往把《周易》中某些一般的原理，硬功夫說成某件具體的科學事實。他們不懂得一般和介別的關係，就象把老師講的圓理解為燒餅一樣可笑。
由於把現代科學發現和《周易》相聯繫，一些人把《周易》奉為我國古代科學的淵藪和發展動力。然而也有更多理由說，《周易》乃是我國科學落後的原因。因為明清時代《周易》的研究專着不少，中國科學正是在這個時期落後於世界的。實際上，這兩種說法都不正確。因為我國古代的哲學著作遠不止《周易》一種，而哲學也過錯不足以構成科學發展或停滯的主要動因。
科學發展歷史表明，新的科學發現，不是邏輯導出的結果，主要靠科學實踐。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曾說自己發現介子是受了老莊哲學的啟發。實際上，這位物理學家的成就是通過他的科學實踐，而不是熟讀老莊之書的結果。熟讀老莊之書的人，中國比日本人多得多，從中得到啟發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如果有人企圖通過研究老莊著作去得到諾貝爾獎金，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同樣，想通過熟讀《周易》搞出點科學成果，也是一條走不能的死衚衕。
四
中國古代，《周易》的地位十分崇高。那時候，《周易》並不攀附科學，倒是科學攀附《周易》。比如劉歆，他說曆法數據導源於《周易》，是為了抬高曆法的的位。在數、醫學等領域，也有類似的情形。現代社會，由於科學的地位十分崇高，就使情形倒了過來，不是科學要攀附《周易》，而是《周易》要攀附科學。表面上，人們好象是仍把科學攀附《周易》，因為他們說《周易》中包羅了現代科學的一切。實際上，他們卻是把《周易》攀附科學。因為在他們眼裡，《周易》之所以崇高，乃是因為其中有科學。假使其中沒有科學，《周易》還崇高吧？因此，在那些熱心於“科學易”的同志們中間，真正崇高的是科學，而不是《周易》。無論是把科學攀附《周易》，還是把《周易》攀附科學，都不符合歷史的客觀實際，因而都是不正確的。這兩種說法，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都既無助於科學，也無益於對《周易》的研究。
中國古代有着光輝燦爛的文化創造，其中也包括《周易》。不論《周易》是否包含現代科學的內容，也不論《周易》對古代科學是有益還是有害，它都有自身的價值。除了科學的價值還有理論的價值；除了現實的價值還有歷史的價值；除了實用的價值還有審美的價值，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價值就應存在於各個方面。在這裏我們正應該放開自己的眼界。
不容否認，一些熱心於“科學易”的自然科學家，他們清楚地看到了仍然統治着現代科學的那些思維方式的弊病，企圖從以前被輕視的我國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尋找出路，以儘快發展我們的科學和技術。這樣的心境，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並不恰當。
幾乎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包括《周易》在內，都具有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它定在紙上的結論，一個是形成它這些結論的創造精神。寫在紙上的結論往往由於時代的變遷而失支意義，但它那字里行間所蘊含的創造精神卻永遠不會過時，這種創造精神，乃是人類文膽進步的動源。
《周易》最後完成於戰國時代，但是“易學”在二千年以後還在繼續。《易傳》就不是對《易經》的單純註解，“易學”則更是對《周易》的自由發揮，當前人們熱心討論的先天圖、太極圖等等，並不是《周易》中已有的東西，而是後人的發揮和創造。賴有歷代的發揮和創造，中國古人才由—— --兩個符號開始，創造出一個龐大的、根深恭弘=叶 恭弘茂的易學體系。不滿足於前人，突破前人的藩籬，正是《周易》，也是易學的基本精神，而我們今天許多熱心於《周易》的同志，卻偏偏忽略了《周易》和易學發展過程的基本事實和基本精神。他們忘卻了創造新事物的任務，卻把過去所創造的框架、模式當成奇妙無比、深奧莫測的金科玉律，並企圖用它們來規範現代已經創造的成果，這種作法，只能給已的的東西作一些事後的、似是而非的解釋，而不能創造任何新的東西。
五
向著未來，懷抱希望，是人類最普遍的要求。然而未來、前途和命運又是最不易知曉的領域。
在宗教神學統治時期，人們認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包括前途和命運。預卜未來，只能求諸葛亮於神意。用於顧卜的各種中介物，從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雞骨草棒，包括圓夢等等，之所以能預卜未來，就是因為其中滲透着、表現着神的意志。
隨着理性思潮的興起，預測活動也發生質的轉變。《周易》中從《易經》到《易傳》的發展，是神學到哲學的發展，也是從神學占卜到理性預測或科學預測的發展。正是在《易傳》的形成時期，卜筮遭到進步思想家的嚴厲責斥。朝霞非說：“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祭祀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征》）。韓非還認為，迷信卜筮，是非常愚蠢地事情：“龜 鬼神，不足以舉勝……然而持之，愚莫大焉”（《韓非子．飾邪》）。
在理性思潮興起以前,占卜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非常崇敬高的地位.朝庭占卜所決定的事情,就是貴族們反對,也必須執行(參見《尚書．洪範》）。但是到了漢代，那以占筮為業的易學家有些就被排斥於國家政治生活之外，他們的事業也被世人輕賤，認為是“卑 ”的行為（參見《史記．日者列傳》）。被寫入《三國演義》的管略，是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也是當時著名的《易》學家。管略卓有才能，但他主要把《易》用於占筮，這樣的學問，已經落後於時代。而和他同時的王弼的《周易注》則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在一千多年裡，被認為是對《周易》的權威解釋。封建國家不能沒有神學，因而也不能完全取消占筮，但占筮及占筮者的社會地位，卻處於每況愈下的境地。武則天當政時曾規定：“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司膳寺諸署令”（武則天：《定伎術官進轉制》），其地位大約僅相當於今天一個科長。朱元璋作皇帝，找來星占家卜算他的王朝能維持多少年？有人提議，王朝長短在於德行，不必占卜。
當神學占卜衰落的時候，理性預測和科學預測發展起來。《易傳》說：“易彌綸天地之道”。這就是說，在《易傳》作者的眼裡，《周易》主要不是傳達神意，而是在描述天地之道。因此，預測未來，就只有靠對天地之道的了解。為了解天地之道，中國古人廣泛而認真地研究了社會，研究了自然界，發展出哲學和科學。
哲學和科學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然而認識並不是人類從事哲學和科學活動的目的。目的是指導自己的行動。在行動之前，特別在那些具有新內容的行動之前，人們在計劃行動方式的時候，就同時預測着行動的後果。“計劃”、“預測”的理論根據，乃是得自於哲學和科學。
一般說來，人類的哲學和科學活動，都是預測活動。人們認識了日月食的規律，就能預測出何時發生日食；知道了不受外力作用時物體保持靜止和勻速直線運動，乃是預測物體在各種條件下運動狀態的基礎；馬克思闡明了資本主義的規律，同時也就預測到**主義必然勝利。
理性的或科學的預測活動，起初和人類一般的認識活動，甚至具體的社會行為結合在一起。後來，在那些最需要預測的軍事鬥爭中，理性或科學預測首先發展起來，成為獨立的軍事機構。主帥那多少不定的謀士發展為組織嚴密的參謀部，負責收集、分析情報，制訂作戰方案，預測戰局的發展。後來，專門的預測活動在政治、經劉領域也發展起來，在一些專門的機構中有一批專職人員，他們只管出謀划策，而不從事具體的政治經濟活動。在他們背後，有一大批人為他們收集種種各樣的情報。最後，在科學研究機關也分離出了專門的預測機構，它預測科技的發展趨勢，為國家的科技規劃提供建議。從事這些預測活動的，都受過一定程度的嚴格訓練，使用着現代最先進的設備和手段。和這樣的預測活動相比，那《周易》的占卜活動又算得了什麼呢？
科學預測必須有三個條件：1、一定的政府；2、必要的情報；3、精密的分析。三條缺一不可，而那作為預測基礎的理論，則往往是經過多少世代，由許多最聰慧的關腦辛勤工作的結果。科學預測的原則是：一定的理論只適應於一定的範圍。利用元素周期表，只能預測未知元素的性能，而不能預測戰爭的結局。
神學占卜的範圍卻沒有任何的很制。占卜術士們利用《周易》的占術，宣稱可預測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情況，可預測人的升學、就業、婚姻、疾病、生死等等的前途和命運，所依賴的，僅是和預測對象毫不相干的、或至少無必然聯繫的道具。在這裏，除了相信其中有神意以外，還能有什麼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