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末掀起的對《周易》研究的熱潮,迄今仍在繼續,其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令人欣慰。這反映了《周易》的博大精深和所具有的現代意義。但是, 由於對《周易》的哲學原理尤其是本體論的研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使之在其哲學的基本點上沒有引起對《周易》的共識, 對《周易》的研究和應用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雖然不是《周易》研究的主流, 卻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干擾了《周易》研究的正確方向。所以, 在《周易》為現代化社會的進步將發揮怎樣的作用及發揮作用的具體途經的問題上, 從近年反映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還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困難。 這一方面說明了《周易》本身的價值判定的現代坐標系的選擇的失誤,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周易》這一古老的文化精華的現代闡釋所存在的具體問題。問題表明: 如果《周易》的哲學模式不能被當代所確認並加以利用 ,就永遠也不能完善對《周易》的現代化應用。筆者認為, 這些問題集中在古代和現代文化基礎的鍥合點上,即《周易》哲學模式與當代哲學思維能在何種方式上的結合問題上,只有在這一基本哲學問題上的探索, 才可能最終很好的解決《周易》為現代社會的進步而服務的具體問題。所以, 對《周易》的哲學思維進行闡釋, 以發現其所以能“易學廣大, 與天地准”的基本原理, 是我們今天《周易》研究的勢在必行的工作。然而, 其中有若干具體的哲學問題要加以解決,本文將主要集中在這些問題上,作些必要的工作, 從哲學上掃清《周易》在現代應用中的障礙,使《周易》為現代的社會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 一 ）
作為中國文化的群經之首的《周易》, 其八卦的肇始, 及後來的六十四卦的演進, 以及《易辭》、《易傳》的撰解, 提供了一個對《周易》哲學模式理解的依據。但是, 由於西方科學和文化在現代中國文化中的滲透, 在當代的中國文化中已形成以西方科學和文化作為參照系的文化觀和哲學觀, 由於此種原因, 當《周易》的研究在當代形成熱潮時, 雖然已反映出當代中國文化起於種種原因對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審視的態勢, 已表露出中國文化優異的對外來文化的同化作用, 應當認為, 八十年代以來開始的中國文化熱潮, 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同化的開始。如果說本世紀初以中國的科學與民主問題作為需要因而對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採取了選擇引進的態勢而途經近一個世紀的應用后在當代反思是一種必然, 那麼, 就應當說這種必然性的表現形式自身將說明中國文化具備的深邃的溶合外來文化的同化作用的哲學基礎。因此, 當對西方的文化和科學的反思形成以《周易》作為參照系的所謂的《周易》熱的時候, 其標明的實質恰恰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即中國文化的哲學思維模式的《周易》基礎性。由此可知, 當中國文化在當代完成對西方文化的同化的進程中, 將在人類的哲學統一中作出突破。然而, 當我們發掘《周易》的這種表現為現代化應用而實質為文化的同化的作用時, 其《周易》哲學模式與西方哲學模式的轉換和進而實現的統一性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對於《周易》的基本內容即卦的無所不包的基本性和卦的形式的哲學問題的研究,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更為基本性的工作, 因為,哲學中的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問題及《周易》的內容和形式是否是人類哲學中更為基本的方式是《周易》現代化應用的至為關建的哲學問題。
對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問題, 西方哲學是在古西臘時期形成的對於這對範疇與關係的研究。古希臘哲學時期, 對這一對範疇的研究經過了較長時期的努力, 由於那時的哲學主要研究本體論問題, 即物體的基本性問題,最終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有代表性的觀點,即原子論和理念論,原子論認為物體的基本要件是“原子”, “原子”是存在的決定性因素。 理念論則認為“形式”才是基本的存在。亞里士多德則天才的使用“實體”範疇並經過形式邏輯的方法企圖使“原子”（內容）和“形式”統一。亞里士多德的工作對西方哲學的進步影響很大, 以後的哲學家都在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上作出不同的理解。由於西方哲學的這一傳統,導致對這一對範疇的不斷探索。
西方哲學在內容和形式的問題上, 依照哲學從本體論到認識論的轉變, 賦於了不同觀點, 但是, 在確立這對範疇並給於哲學上的回答則是不變的。綜觀西方哲學史, 對於內容和形式的哲學問題有代表性的觀點是:
1, 亞里士多德: 內容和形式在本質上是統一的, 但必需通過形式認識內容<質料>,存在是純粹形式, 人的理性是純粹形式的。
2, 喬.布魯諾: 內容<質料>是統一的, 形式是多樣性的。
3, 弗蘭西斯.培根: 物質是內容的主體, 物質是能動的, 形式是物質所固有的。 因此,形式是物質的規律, 形式決定了物質的性質,所以, “形式乃是永恆的和不變的”
4, 西方近代哲學的形式決定論, 如貝克來的“自然符號論”、 萊布尼茨的“形構預成論”、康德的“先驗統覺論”和“圖式論”。
5, 黑格爾的辯證統一論: 認為“形式在其自己特有的同一中具有本質,正如本質在其否定的本性中具有形式。所以不能問形式是怎樣附加到本質上去的, 因為形式只是本質在自身中的映現,是本質自己特有的內在反思”。“ 質料必須形式化, 而形式自身也必須質料化”。“兩者每一個都通過自己的非有而以自身為中介, 即它們的外在化的內在化”。黑格爾還認為, 認識應追尋內容與形式的徹底統一。他說: “思想不可被認作與內容不相干的抽象的空的形式, 而且, 在藝術里以及在一切別的領域里, 內容的真理性和紮實性, 主要基於內容證明其自身與形式的同一方面”。
以上我們列舉了較為代表性的西方哲學史中的關於對內容和形式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哲學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將內容和形式區別開來並加以研究, 以其在事物中的作用而釐清那個才是本質, 以此作為基點, 再加以研究兩者的關係。這種研究方法始之於古西臘的哲學傳統, 這種方法把萬物分門別類和進而再把類進行分革到最小的單位, 以數和量的方式進行質的判別, 這成為西方思維方式的基礎。雖然這種研究方式以把事物的內容和形式兩者邏輯的區分並邏輯的聯繫起來, 導致形式邏輯的建立是一種必然, 但這必竟是邏輯的,內容和形式永遠也不能脫離兩者之間的主體邏輯性。 （由於這種研究內容和形式使用了區別與聯繫的邏輯的研究方法,雖然導致科學在西方產生, 但從哲學上看來,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科學對哲學而哲學在言並沒有什麼優越性,科學的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哲學對科學的邏輯的主體性反思,科學的物質本體性觀念受到批判,尋求本體的目標將由哲學重新確立）。由於這一特點, 西方哲學在對這對範疇的研究中, 始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 從哲學上講, 兩者的區別和統一應當是同一本體所形成的相同的方式, 因而,能夠使內容和形式相區別和相統一的應當是同一方式,即然如此,如果發現了這一方式, 就顯的對內容和形式的區分是多餘的了。顯然, 儘管我們看到了內容和形式豐富的西方哲學史, 但是, 我們卻沒有看到他們發現的能夠使內容和形式區別和統一的同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