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成書的年代，現 已無法確考，據《易傳·繫辭下》所載：“《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因此，一般認為《易經》成書於殷周之際。
殷周之際是我國社會的變革時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其《殷周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由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他說：“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困體。故知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
《禮記·表記》對的殷與周之思想文化作了比較，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周則發生了重大變革：“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這些變化在《易經》中也有所反映。《易經》中雖然還保留了一些天命鬼神觀念，但已開始向道德與智謀的轉化。這就是《易經》中的道德內函與蘊函的哲理。儒家道德思想源於《易》之道德內函，道家哲學思想則源於《易》之哲理。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學術派別。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對儒家評論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又說：“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司馬談是站在崇道貶儒的立場評論儒家的，對儒家的評價不如道家那麼高。班固《諸子略》中對儒家的評論是：“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徙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司徒之官為主管教化之官，儒家是以道德教化為業的學術派別。班固對儒家的評價比較公允。
儒家以堯、舜為崇拜的聖人，孔子言行彙編的《論語》中有《堯曰》章，記述堯傳舜，舜傳禹的告誡，特別講到“允執厥中”。這一告誡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來源。因此，說儒家“祖述堯舜”是有所據的。但堯、舜年代久遠，對儒家的影響是有限的。孔子在研究禮樂制度時曾發出夏禮、殷禮文獻不足的感嘆！“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夏禮，殷禮的文獻都不充足了，更何況更為久遠的堯、舜時代的文獻資料了。
根據《論語》所載，孔子直接繼承的是周代文化。“憲章之武”，即效法周文王、周武王與周公。孔子說：“周監於 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同上）孔子以周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論語·子罕》中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在匡地被拘禁。孔子毫不畏懼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這是說：周文王已經死了，周文化不就在我這裏嗎？如果上天果真要消滅這一文化，那麼作為後來者我，就不會得到這種文化；天將這種文化交付於我，就是不願消滅這種文化，匡人又能怎麼樣我呢？
孔子繼承周文王開創的周代文化，而相傳為周文王推演而成書的《易經》必然是其重要的思想淵源。
孔子思想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即五十歲之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建構以仁與禮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五十歲以後，通過研《易》涉及天命之學，為其倫理道德思想提供理論依據，將其提升為道德哲學。這一論斷可以從孔子自述其治學經歷來證明。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對這一句話，近人錢穆等人認為，“易”為“亦”字。然而，從魏時何晏《論語》注、北宋邢疏，皆以《易》為解。何晏注曰：“《易》窮理盡情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以無大過。”邢疏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情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
這一註疏是符合原意的。《莊子·天運篇》中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治有研究整理的意思。莊子是戰國時代思想家，對孔子多有評論，這一孔子治《易》之說當為可信。《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司馬遷是漢代著名史學家，他的記載絕非無稽之談。據最新考古發掘出的帛書《易》中的《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等篇，皆記載孔子與《易》的關係。帛書《易》的《要》篇記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這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是相同的。另外還詳細記述了孔子的弟子對他“老而好《易》”提出了質疑：“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的答覆是：“我觀其德義耳也。”說明他是從“德義”方面研究《易經》的。
如果認為這些記載仍不足信，那麼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子路》中則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己矣。”
何晏注曰：“孔曰南人，南國之人。”又引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對“善夫”的注曰：“孔曰：此《易》《恆》卦之辭：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對“子曰：不佔而己矣。”注曰：“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佔。”另有對“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的解釋為：人沒有恆心，連巫醫都作不了。儘管解釋有所不同，但《論語》中這段“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為《易經》《恆》卦九三爻辭則是事實。這說明孔子不僅研究《易》，或引《易》以發表評論。
另外，從孔子自述其一生思想演變所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愈矩。”（《論語·為政》）也說明孔子年五十而思想發生一重大轉變，開始轉向研究天命之學，即轉向哲學思考，為其倫理道德建構哲學理論依據。
在孔子之前的典籍中，只有《易》為哲學經典。《漢書·藝文志》在評論“六藝”時指出：“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求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始終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故，猶五行之更用事焉。”這是說，“六藝”中的《樂》、《詩》、《禮》、《書》、《春秋》皆為專門之學，即所謂“五常之道”，各有具體內容與具體用途，將隨着時代的變化而失去其作用與價值，而《易》是屬於“形而上”之哲理，為《樂》、《詩》、《禮》、《書》、《春秋》的理論依據，即所謂“五學”之原，其作用與價值是無限的，即其“言與天地為終始也。”由此可見，孔子晚年轉向研《易》，是其思想發展之必然。
中國古代哲學的根本思想是“天人合一”，這一思維模式是《易》所開啟的。這就是《易傳·繫辭下》中所說的伏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為中國天人之學，即哲學之原。先秦各家，皆吸取《易》之思想，建構各自的思想理論體系。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就是吸取《易》之思想，將其倫理道德思想提升為道德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