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的審美活動都是在獨特的文化歷史背景下逐步展開的。民族的早期文化積累，往往是古代民族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思想結晶，記錄著生長在特定地域的人們從原始游群，經過氏族、部落的發展，最終形成民族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事件，凝結着具有文化背景的人類群體在與客觀世界打交道時所產生的主觀意識的精華，把處於童年時期的人類生存經驗通過特定的媒介留給後人。黑格爾對這種記載民族早期生活和創造業績的文獻和藝術作品推崇備至，認為荷馬史詩的最高成就是“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可以作為個人和民族精神據點和他們的思想意識的統一點（或焦點）”。 《周易》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元典，它那豐富的美學智慧和美學價值，已經引起當今易學研究的重視。本文正是在這些研究的啟迪下，對《周易》與中華民族審美思想的關係展開初步的探討，希望能夠推動《周易》美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群體審美心理原型與定勢的奠定
當今許多學者都意識到《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認為它在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形成中起了一種奠基作用。《周易》繼承並保存了夏、商二代的《連山》、《歸藏》一些內容，形成了“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的特殊文化現象。如果從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角度稍加分析，筆者認為，《周易》作為中華民族童年時期的心靈歷程，就像個體在記事初期的意識內容，深深地紮根於頭腦之中，並且對生命發展產生着不可估量的影響一樣，它把中國人在史前時代意識濃縮成特殊的文獻，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元典。
從《周易》的具體內容來看，卦象中陰爻、陽爻通過兩種線條的八種不同方式的三重組合，構成了一個和諧均衡、富有變化而又充滿動感的整體圖象。線條長與短的對立與統一；單個卦象本身呈水平狀的直線組合，而八卦整體已經圍合成近似圓的正八邊形，直線開始向曲線接近，於是就給人以完滿充實、富有節奏的圖案美；卦象的線條是具體的符號，而線條本身又有很大的抽象性，這就有了一種具象與抽象相反相成的意味。可見，《周易》在“象”的這一部分，已經體現出非常豐富的形式美的意蘊。而在“經”與“傳”兩個部分中，則更深刻地包含着華夏先民們對天道、地道、人道的認真探索，表現着中華民族的先哲們在觀察自然探索客觀世界法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到體察人事，並預測與摸索人類社會生活的法則。這些內容是人類社會意識萌芽時期長期積累的思想成果，是在大量的生活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從《周易》所涉及的各種事物來看，都是早期人類展開社會實踐的現實對象，儘管這些現實的東西有時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八卦所指代的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可以說是先民生存的基本環境和必需條件，由於和生命的存在、種族的繁衍具有最為密切的關係，所以就被人們的思想觀念深刻地反映出來，並且在不斷地反覆和升華中，最終成為人們頭腦中所認識到的世界本原的基本構成因素，並在民族的意識形態中，成為最有深度的思想資料，並強烈地表現出它的影響力。對於審美活動來說，中華民族對天文、地理、山嶽、水面、雷電、火焰的觀照與欣賞，有着獨特的文化意蘊和特殊的審美評價，並且對後世的藝術創造活動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發展，提供最肥沃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生生不息、常作常新的審美活動的具體對象。自然環境和自然現象，在中華審美文化中的悠久歷史和深刻內涵，跟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審美文化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當然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人類童年時期所獲得的深刻印象，在某種意義上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心理原型和“集體無意識”的學說，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周易》在中華民族審美文化中的作用。所謂原型，就是指最初的模式，而這一模式具有這樣一種功能，它可以被所有與它類似的事物所摹仿。榮格曾經識別和描述過眾多原型，如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術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還有各種自然事物如太陽原型、月亮原型、水原型、火原型、動物原型等等。榮格的原型說把人生典型情境看作集體無意識的深層內涵。這些原型是由於生活經驗的不斷重複而被深深地鏤刻在人的心理結構之中。這種鏤刻，已經把充滿具體內容的意象形式，歸納成較為抽象的心理原型。《周易》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可以說是用巫學的外在形式記錄著早期人類曾經反反覆復所意識到的心理原型。卦象是以符號出現的，當然不可能直接就是具體的意象，而是以抽象的形式承載着十分複雜的內容。這種形式的強烈表現與內容的朦朧隱秘正符合榮格對於心理原型的規定。從《周易》的“經”與“傳”的文字說明來反觀卦爻，正好說明卦象是心理原型的符號。當然，榮格所說的原型鏤刻在人的心理結構中，並且不同於人生中經歷過的若干往事所留下的記憶表象，它不是從後天經驗中產生，而只能是個體通過遺傳而獲得的。從表面上看，榮格所說的原型和《周易》通過文化媒介表現出來的原型是不一樣的，但是，不但榮格所說的心理原型通過個體的生理遺傳，至今仍然只是一種假想，而文化媒介的記載和流播所表現的心理原型，卻是實際存在的，是在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明確的作用。因此，把《周易》看作是心理原型的符號記錄和文化闡釋，應該說是合理的。
根據榮格的理論，集體無意識本質上就是“同一類型的無數經驗的心理殘餘”。於是，處於特定群體的人們就由遺傳而獲得了某種特殊的圖式結構的把握能力。它不是產生於個人的外部世界的經驗，而是內心世界的生理遺傳。筆者認為，榮格的觀點存在着明顯的片面性：榮格只看到史前人類的外部經驗通過遺傳的方式積澱在特定群體中個人的精神中，卻沒有看到人類同樣運用着社會教化的方式，用口口相傳的傳播途徑積累着種族的原始意象，古代民族的各種神話、史詩就是在這一基礎上轉化過來的。這是民族的“集體意識”，是與經驗的不斷內化及遺傳而形成的集體無意識相對應的早期人類的社會意識。《周易》就是這樣的集體意識的文化載體，它是對先民口頭文化的較為系統的總結。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從集體意識發源的，另一方面集體無意識與集體意識沿着不同的渠道被繼承下來，兩者互為表裡，並且互相轉化，集體意識會不斷地內化為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又通過對個體的心理活動的作用，影響着民族精神文化的現實面貌。因此，《周易》這樣的集體意識，對於民族精神文化的發展產生着很強的制約作用，中華民族審美文化的史實和民族審美心理的特徵，都證明了《周易》作為集體意識的特殊功能。正是在這一前提下，筆者認為《周易》中卦、爻符號是中華先人運用文字雛形記載歷史的最早嘗試，是口頭文化轉變為書面文化的原始資料。由於這些符號還不能詳盡地敘述和說明集體意識的具體內容，所以它必定和口頭文化一起流傳下來。只是到了文字不斷髮展的情況下，這些口頭文化才演變成卦辭、爻辭，作為種族意象的原始記錄，卦卜符號是卦辭、卜辭的高度概括，卦辭、卜辭則是卦卜符號的豐富生動的內容，兩者融為一體，才能真正體現《周易》博大精深的社會內容和先民的高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