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重德傳統，以及《易經》和《易傳》中體現的道德原則和道德理想，對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重大作用。主要從誠信、尚謙、仁義、忠孝四個方面揭示《周易》當中包含的道德原則，及其對我們今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
其一、誠信。
在《周易》中“孚”字出現在十多個卦中，約佔六十四卦的四分之一，卦中的“孚”字是誠信的意思。如《訟卦》卦辭說：“訟，有孚窒惕”，意思是說：為什麼會去打官司？因為彼此的誠信被窒塞了。《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是說有了誠信，就可離去憂愁，脫離惕懼，也就無事了；在六十四卦中好幾處說“孚，乃利用”，只要心懷誠信，即使薄祭鬼神，也能得到它的保佑。在《周易》中，還有好幾卦談“孚”的同時與“富以其鄰”相聯繫，是強調誠信要有行，言行要一致。不但自己富，並要誠心誠意幫助鄰居都富起來；《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無吉，有孚惠我德”，就是說你以誠待人，別人會被感動，也就自會以誠待你了；第六十一卦的《中孚》卦，“中”字在這裡是發自內心的意思，“中孚”也就是發自內心的誠。可見誠信在《周易》人倫思想中佔據的位置，難怪有的學者把它推為處世的法寶。
誠信對於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有着重要的影響。它是人們對國家盡職、為人處世所應具備的高尚品德。朱熹在《周易本義》中談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處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對人誠實，品德就可以有所增進；修飾言詞，誠信無欺，功業就可以日益完美。可見誠信即真實無妄，誠實不欺的意思。誠信作為一個倫理範疇，主要有三層含義，一是把誠信看作是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誠信作為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道德價值追求和道德目標的確立，並直接影響人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活動。人與人之間，如果不以誠相待，就會出現思想隔閡，勾心斗角，發生糾紛；如果有了誠信，則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二是把誠信看作人的道德品行。我國曆來重視人在行為和內心體驗上的誠，重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強調落實在幫助人的具體行動上。這是完善道德人格所必備的品質。三是把誠信看作是道德修養的方法。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孟子說：“思誠”，二程倡導“立誠”，都要求人們在做事情時，必須反問一下誠否，這樣有助於良好品德的養成。只要人們處處以誠待人，廣施恩惠，朋友就會越來越多，也就會得到越來越多朋友的相助，才會萬事如意。
其二，尚謙。
《周易》有明確倡導“謙虛”的思想。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專門有《謙》卦。《謙卦》卦辭說：“廉亨，君子有終”，《彖傳》說：“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也就是說，謙虛符合自然之道，天的法則是虧損滿盈，增益謙虛；地的法則是改變滿盈而傾向謙虛；鬼神也加害滿盈而降福給謙虛；人與人相處同樣是討厭滿盈，而喜好謙虛。尊貴的人謙虛會發出柔和的光輝；卑賤的人謙虛則亦難以逾越。《周易》因此主張“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初六·象傳》）。此外，在其他卦中也有對謙讓、虛懷若谷觀念的論述。《周易》的“尚謙”思想對今天同樣適用，俗話講：“謙受益，滿招損”，就是這個道理。損與益也是可以轉換的，自損的人，頭腦清醒，謙恭自抑，與人為善，會得到很多幫助，實為自益；自益之人，把功勞歸於自己，盛氣凌人，人必敬而遠之，終為自損。《咸·象傳》主張：“啟子以虛受人”，認為只有抱謙虛態度，才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就是這個道理。
《周易》中把謙虛分為三種：
１、“勞謙”。《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傳》：“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孔子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繫辭上》）也就是說，勤勞謙虛的君子，勤勞而不自誇，有功而不驕傲，所以功德深厚，為萬民所敬服。以現在的情況而言，則是通過辛勤的勞動取得成績，但個人真心實意地認識到成績是大家幫助支持的結果，把功勞歸於大家，與他人共同分享榮譽。對自己不誇耀，有成績、有功勞也不自滿，而是更勤奮地工作，一味敦厚，達於極致。
２、“謙”。《謙·六四》：“無不利，謙。”指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對任何人，都發揮自己謙虛的美德。並不是對上級，對比自己強的人才謙虛，在地位、才智不如己的人面前，同樣能保持謙虛的美德。
３、“嗚謙”。《謙·六二》：“嗚謙，貞吉。”《象》曰：“嗚謙貞吉，中心得也。”是說一個人謙虛的名聲在外，但他並不追求虛名，而能真心實意了解謙虛的道理。這顯然與日常生活中本質驕傲，外表偽裝謙虛的人迥然不同；《謙·上六》：“嗚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意思是說，一個人謙虛的名聲在外，他並不因此束縛自己的手腳，以致過分謹小慎微，而是做自已該做的事，實現自己的理想志向。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周易》的“尚謙”觀念對於我們今天仍然適用，特別是其中關於人應把握謙虛本質，不為浮名所拘束的論述，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以上是從《易經》當中論述了“誠信”與“尚謙”兩個觀念，及其對現實社會的啟發意義。《周易》中的仁義、忠孝觀念則是孔子思想的繼續，主要體現在《易傳》當中。
其三，仁與義。
“仁”的觀念自西周實行“禮治”（周公制禮）以來逐漸深入人心，到春秋時期已明顯成為人們思想行為的道德準則。孔子的思想以仁與義為核心，在《易傳》中，仁與義更被表述為人道的核心：“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傳·說卦》）“仁”的基本內容是仁愛之心，“仁者愛人”是其基本含義。“仁”的精神是孔子首創，在《論語》中表述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易傳》對“仁”的精神也有表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繫辭上》）《易傳》是從效法天地之德出發言“仁”的，所以它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繫辭下》）總而言之，“仁”的觀念強調的是以人為中心，要愛護人，關心人，體貼人，幫助人，包容人。這種仁愛思想，在階級社會中是難以普遍實現的，但它表達了先哲們期望天下和睦的社會理想，也體現了《易經》厚德載物的博大胸懷。愛人，不僅是敬愛貴人，而且要愛平民百姓，這裏的仁愛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同時，仁愛還要求以己推人，視人若己，成人之美，這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這種道德思想和政治實踐結合起來，則要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文言》），倡導統治者以德治天下，仁政愛民，惠民利民，取得人民的信任與愛戴，這樣，使得仁愛學說在我國歷史進程中產生了深刻影響。
“義”是適宜的意思。指人辦事合乎自己的身份，能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合理的行為。“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干·文言》）即是說君王、臣下各有其義。《易傳》非常重視“義”，並視之為君子處世的重要道德準則：“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義，義以方外，敬義立而終不孤。”（《坤·文言》）又說：“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強調處事符合道德準則，如《明夷·初九·象傳》：“君子於行，義不食也。”是說不吃不義之食。“義”之觀念在歷史上逐漸深入人心，貪不義之財，見利忘義的行為，被視為不道德，為社會所不齒；見義勇為，捨生取義，見利思義的人，被奉為社會的楷模，而受人尊敬。
在我國歷史上，仁與義是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仁為義之本，義的最高實現就是仁道思想的達成，達仁離不開行義。以現實的眼光來看，把仁義之道德準則作為人生觀和價值觀，其主流應該是积極的。反映在當前經濟體制轉型時期所出現的種種心態以及部分人的個體意識危機，學習《周易》的人文精神，了解《周易》的倫理道德準則，正能有效地抑制利己心的膨脹，有利於使人確立我為人人的價值和人格；反映在民族意識上，則會積澱為維護民族利益，關心人民疾苦的品格，表現為堅貞的民族氣節。在我國歷史上曾出現了許多這樣的仁人志士。天下有道時，他們出來建功立業，造福於人民；君臣昏庸時，他們能潛心著述，捍衛正義，以身殉道。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正義之魂，在中國歷代，特別是在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過深刻的作用。總而言之，仁義精神有益於激勵人們的責任心，發揮人的能動性。結合我國當前行為道德和法制教育，自覺吸取《周易》中仁義觀念的积極因素，對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地向前發展有积極作用。
其四，忠與孝。
在孔子思想中，“孝親”是其建立仁學的現實基礎和出發點，所以《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又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而“忠君”觀念則是對“孝親”觀念的推廣與擴大。 對於儒家來說，“忠”就體現在“孝”裏面，“國”不過是“家”的放大形式，老百姓不過是“君主”之“子民”。“忠”主要指被統治階級（“民”）對最高統治者（“君”）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易經》中有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干·文言》）“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繫辭下》）臣民要忠於君主，這是封建社會對臣民的基本要求，也是臣民的行為規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大逆不道的行為，顯然這種觀念在封建社會是為了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服務的，是建立在尊卑貴賤、不平等的人倫基礎上的，它片面強調對上的義務，忽視對下的責任。從當今時代而言，應對“忠”賦予新的內涵：忠心，不應再是對君主，或對某個人，對小家庭、小團體的忠心，而應是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為全民族的長遠利益着想。對祖國、人民應有“苛利社稷，死生以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
“孝”是指子女對父母所應遵循的行為規範。《易傳》中說：“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彖傳》）意思是說，王至於家廟，進行享祀，是致“孝”的行為。可見，子女不僅對於自己的父母要“孝”，而且要對祖先盡孝禮。《論語》中對“孝”則有較具體的闡發。“孝”的思想，一般包含“善事父母”和“無違”父母之命兩項內容。一是善事父母，《論語》強調，“孝”必須以“敬”作為情感基礎：“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對父母不僅只是供養，滿足他們衣食住行等物質上的需要，同時還要懷有敬重之情，為父母的康壽而欣喜，為父母高齡病體而憂懼，否則便與犬馬沒有區別。強調發自內心的孝敬，對於今天父母與子女關係的疏離傾向，顯然有很好的教育意義；二是無違父命。孔子認為，孝親就是對父母的絕對順從，也就是“無違”。父母錯了，孩子也要順從，這對於社會道德的發展是相違的。實際上，更好地孝敬父母，使父母威望更高，做兒女的對父母犯有的錯誤，不能聽之任之，不能盲從，要耐心說服，使父母改正錯誤，樹立高尚的人格，這樣才是對自己親人的真正摯愛之情，才是真正的孝敬。
總的說來，忠孝觀念在封建社會帶有濃厚的禮教色彩，今天，我們要從新的角度吸取其中合理成份，剔除其糟粕，使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揮新的作用。
《周易》當中包含豐富的智慧，本文主要從以上四個方面加以論述，目的是希望引起學術界、文化界對《周易》人文精神的注意，並從道德精神、道德原則這一角度，發掘《周易》這一古老寶藏，從而有益於繼承、保持我國古代優秀道德傳統，促進當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進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乃至推動世界未來文明的發展與創造。
當前，我國處於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傳統人生觀、價值觀乃至整個傳統文化都受到多方面的衝擊。一方面，受近代歷史影響，當今文化界、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仍沒有足夠的自信，這是很不應該的。特別是當前，我們的世界面臨環境污染、生態平衡失調、人們精神壓力加重，西方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許多學者逐漸重視東方文化、希望從東方文化的古老價值觀、道德準則中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興起一次又一次的東方文化熱，禪學熱、氣功熱、周易熱等。許多學者認識到東方文化將在２１世紀發揮巨大作用。面對文化發展的這一趨勢，如果我們不及時改變觀念，自暴自棄，不自覺從傳統文化當中吸取精華，仍然片面推崇西方文化，是會讓人笑話的。比如，開創現代精神治療學的大師榮格，當年在接見胡適時，便曾對中國學者輕視自己祖國的傳統文化道德，極為不悅，併當場以一連串問題將胡適弄得很難堪。
另一方面，一些人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對個人慾望採取放縱態度，為滿足私利而不擇手段，置道德、法律和國家集體利益於不顧，以致損害他人，危害社會，這種觀念、行為是絕對行不通的。針對這種局面，大力倡導《周易》中闡發的人文精神、道德準則，並注入現代社會的新鮮內容，克服歪風邪氣和不道德行為，達到人生真善美的境界，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