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中國易學史上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以范仲淹、歐陽修、李覯等為首的一批知識分子勇敢地破除漢唐以來解經注經、章句訓詁之學的傳統，他們疑經改經，主張重新解釋易經，大力提倡自由解經，強調發揮易經的經義、義理，所渭“經以明道，文以通理”。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恰恰發生在慶曆前後，《周易》也就自然地同慶曆新政發生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周易》以改革派及其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為物質武器，而改革派則以《周易》作為針砭時弊、變法革新的精神武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交相輝映對宋代的易學以及後來經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變易是易經的核心思想，可以說，《周易》就是一部講變化、發展的書。慶曆改革派們是把握住了易經的這一基本精神的，並且經過他們的解釋和發揮，更加適應了時代的需要。11世紀中期的趙宋王朝，離太祖趙匡胤立國已有七、八十年，統治者政治不修，吏治腐敗，他們耽於表面的太平與繁榮，驕奢注侈，守內虛外。一方面，對外用重金換來對遼、夏的休戰局面，另一方面，在國內又大行封禪，大興土木，增設官吏和擴充軍隊，濫施恩蔭，仁宗慶曆和皇佑中，內外官員增至2萬多人，軍隊從開國初的37萬猛增到125萬。正如《宋史·食貨志》記載的：“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藉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丁財矣”。內外的大量耗費又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朱熹說“歷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備”。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義之頻繁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國家陷於積貧積弱，內外交困而不能自拔。范仲淹尖銳地指出；“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窮困，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面對這種困境，他認為，不改革，不革其弊，”國家就不可能得到振興和拯救，這是“國之深憂”，“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怎洋革除弊政?韓琦提出先行“七事”，即一清政本、二念邊事、三擢材賢、四備河北、五固河東、六收民心、七營洛邑田，范仲淹條陳“十事”，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這些可以看做是改革派的政治綱領，特別是范仲淹的“十事”，實際上是慶曆革新的總政綱，而這個總政綱的哲學理論基礎，就是《周易》關於變易的思想。
范仲淹認為，《周易》的“大旨”就在“變易”二字，他說：“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其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怍易之大旨”。他還說：“天下之理有所窮，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直接由《周易》的變易理論引伸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當然，歸根到底還是北宋中期深刻的社會危機決定了的，但是，《周易》確實給改革派增添了理論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膽魄。范仲淹喜瀆《周易》和《春秋》，他談改革的文章和奏疏，幾乎都要引易以為據，始終把《周易》作為改革的理論武器，他的《易義》、《窮神知化賦》、《干為金賦)等篇更是集中闡發了《周易》的義理。他說：“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鈎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這裏把變易看做無窮無盡、無始無終’，並且認為是一條客觀規律，而且這條規律載入易經、經過“先聖”肯定，然後，他進一步指出：“大哉乾陽，稟乎至剛。……中含變比，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為憲”。這就是說，變易、變革是先王、聖人確立的普遍原則，這條普遍原則是百代萬世不衰的。《周易》下經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漸卦；睽卦都是幾個言變革的卦，范仲淹一解釋。革卦，“離下兌上”，上卦兌，是澤，是“悅”，下卦離，是火，是明智。范仲淹說；“革，火水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變之時”。澤中應有水，而革卦中澤有火，水火相剋相生，范仲淹說，這“是反常”，而相反相成，才必然產生變革。“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悅)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鼎卦，“離上巽下”。卦辭說鼎卦的形狀象鼎，上卦離是火，下卦巽是木，木放火內烹飪。古代的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而且也是君王權威的標誌，又是祭器和供賢士的器皿，聖王用鼎烹飪以祭祀天地和順養聖賢。同時；內卦(即上卦)“巽”是順：外卦(即下卦)“離”是目、明。鼎卦的“六五”即第五爻一一，相當於鼎的耳目，象徵內心順從，耳目聰明。鼎卦來自巽卦，第四爻(陰爻)即“六四”升進到第五爻即“六五”，佔有中位，又與下卦的，“九二”即第二爻(陽爻)相應，是一吉卦，所以“元亨”即大有亨通。范仲淹在分析革卦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鼎卦”以木順火，象徵“聖人開基立器”。他說：“天下無道，聖人革之。
既革而製作興，製作興而立成器”。他以殷湯王；周武王革命為例，認為湯武順應天時人心而取代夏殷，接着“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厲行新政，他說，這就是所謂“革去故而鼎取新”，是“天下治”又“盛乎”的根本原因。
歐陽修論易不僅敢於打破傳統，不囿於前賢舊說，第一次提出《繫辭》非孔子所作，而且特別注重發揮《周易》的變易思想，提出“物極必反”的命題，認為這是處理人事問題的基本原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在解釋恆卦卦辭時說，“恆之為盲欠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接着歐陽修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孌化造成宇宙的長存來證明這條普遍法則，進而得出“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的結論。根據著名易學史家朱伯 先生的研究成果，認為歐陽修“將變通解釋為‘尚消息盈虛’，將變動不息解釋為對立面轉化的過程”，這繼承和發展了前人之說。易經的剝卦 ，艮上坤下，陰盛陽衰，歐陽修認為這是“君子止而不住之時也”，但物極必反，“剝盡則復(卦)，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聖人纊(據“天道”法則，能順應時勢，該止就止，該進就進，然而，靜與止並非絕對不動不行，而是待時以動。在歐陽修看來，“天地之心見乎動”，“動”是“天地所以生育萬物”的根本原因，這一反王弼以靜止為天地之心之說，也摒棄了老莊玄學觀點。歷史上“文王之 里，箕子之明夷”，就是君子固窮不失去信心，“困極而後亨”，“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的明證。這樣解釋《周易》的變通思想，包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在易學史上是一大貢獻，對後來者有很大啟發，直接為慶曆新政提供了哲學理論根據，也表現了改革派不怕困難，對改革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狀態。
二、“損上益下”，厚農興商、減賦役、裁冗員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蘇州，他在南園買了一塊地，本是準備建房安家，陰陽說風水好，是塊寶地，要世代出公卿，而他卻因此改變了計劃，在這塊地上蓋起了學舍。范仲淹說：“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不願一家貴，而願天下人都貴，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和崇高情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光輝典範，永遠令人崇敬。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大多出身基層，對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和比較深入的了解，他們把保民、富民看做是維護封建國家的穩固的根本，而這也恰恰是《周易》經綸治國的重要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辭中包含有極為豐富的民本思想，“順乎天而應乎人”是這一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而“湯武革命“則是”順天應人”的典範。宋人的歷史感很強，“堂上繪昔賢，閱古以儆今”。“順天應人”是歷史的總結，改革派們以此為據又去總結新的歷史，作為革新除弊的理論根據。在改革派的論着中，比較多地吸收和發揮了易經中損卦與益卦的卦辭中闡述的保民、養民、富民思想。損卦，艮上兌下，艮為山、兌為澤。這是個吉卦。范仲淹根據卦辭與傳的解釋，他又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說，“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即損下益上。“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即邦寧。今務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可是，治理國家，又不能不取之於下，怎樣解決這個矛盾?他認為，統治者要依據形勢變化，取之有時，要考慮到人民利益。“損之有時猶說也，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反對竭澤而魚，“故曰：川竭必山崩”，“下涸而上枯也”，然後得出歷代進步思想家共同的結論：“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他對益卦的解釋把這個原則闡述得更充分。益卦，“上卦陽多，故曰育余，下卦陽少，故曰不足”，因此“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補不足”，他說，這個卦象告訴我們，治國有十條原則，就是“自上惠下”，流治者減損，使人民增益。”天道下濟晶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是“為道大矣”。為什麼是一條大原則?因為“益上曰損，損上曰益。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范仲淹把“民”當作國家的“本”、“源”，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上與下、統治者與民之間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如果無限制地搜刮人民、減損人民，統治者不過是收一時之利。相反，如果人民富庶，“君育黎庶如彼身體”，民富則國強，統治者就可永享太平，其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益卦的上卦是“巽·，是木、風，下卦“震” ，是動、雷，因此，“木以動也”(上木下動)即木在水上飄浮，發揮了功用，“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即風雷相互助長，氣勢增益，有利涉過大河而不出現兇險。因此，這個原則無論從長遠或現實看，對統治者都是有利的，“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歐陽修也是這樣解釋損、益卦辭的；“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李覯特彆強調統治者要“損欲”，損欲無禍，“聖人寡慾，故能得所欲，眾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其誰曰不可?”
怎樣去損上益下呢?慶曆改革派們主張養民、安民，重民興商、減賦役、裁冗員。范仲淹在《陳十事》中說，“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盲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善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與，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他還說，“善民而可取，必重谷而無抬，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與。食惟民天，“民食為貴，王者崇本”。這是說，農業發展，民有糧有食，知禮義廉恥，自覺守法，社會安定，統治穩固。把農業當作是立國安邦的基礎，經濟變革的核心，因此，統治者要“重農”、“愛農”、“勸農”，建議設專職大臣領管農業。北宋中期，不僅“國家不務農桑”，消費大大超過生產，而且繼續推行秦漢以來的榷賣重稅制度，商品經濟受到極大的壓制，結果是經濟不活，人民生活不利。慶曆改革派肯定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怍用，“昔聞商者雲，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藉，豈雲逐末人，沒有商，就沒有貨物的流轉；沒有貨物的流轉，就沒有社會的正常生活，因此，商業利國利民。這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商品市場經濟對於國計民生的作用，同秦商鞅的極端重農主義有了一定的區別。他們要求改革禁榷制度，歐陽修揭露了禁榷專賣制度的“五害”，而最終的受害者是廣大农民。范仲淹認為現有的禁榷法是“絕了商旅之路”，建議“馳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請求“詔天下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賦稅、差役，歷來是封建地主階級國家剝削人民的手段，《周易》卦辭說“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就是剝削要有節制，賦稅適中，反對超經濟剝削。慶曆改革派以周易為武器，揭露北宋中期賦役制度違背“下者上之本”的原則，“務取其下”，造成賦稅不均，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范仲淹指出，這是“傷其本”，是“危之道”。賦役適度，“損之有時，民有說(悅)也”，賦役無度，“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因此，他們主張減輕賦役，通過“減縣並省”來實現“平差役”、“減徭役”。同時，希望統治者“節用”、“節儉”，即“損上”，從而削減耗費，減輕人民負擔。
冗官、冗員是趙宋王朝政治體制的一大難題，機構重疊、臃腫，人浮於事，屍位素食，這對節人民自然是沉重的負擔。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堅決主張裁冗，“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屍素”，慶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七事都直接關係到裁冗及其官吏制度的改革，這個問題成了慶曆革新的中心內容，這當然是由社會現實決定的，但與改革派從《周易》吸取思想營養和力量也是分不開的。
三、“乾坤定、貴賤位”，維護封建等級制度
《易傳》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傳》作者給自然界賦予尊卑屬性，然後比附和說明社會的貴賤等級制度是天經地義的，這是適應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建立封建等級制度的需要而杜撰的一種理論依據。范仲淹等繼承併發揮了這個理論，慶曆新政的目的也正是要通過改革，進一步維護和鞏固北宋王朝的封建等級秩序；按照《周易》的思想，天之體是陽，陽為剛健，地之體是陰，陰為柔順。干為陽，其爻全是陽爻，“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坤為陰，其爻全是陰爻，“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在萬物生成衍化之中，乾陽起創始作用，居於主宰地位，因此，干為天、為父、為君；而坤元則有完成的功能，居於被支配地位，因此，坤為地、為妻、為臣，“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錯，人類社會的等級秩序就建立起來了。在八卦之中，震、坎、艮等陽卦均是一陽二陰，陰爻多，“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即一君統治二民，君權集中，而民歸心，這是有德的君子選擇的道路。相反，巽、離、兌等陰卦均是一陰二陽，陽爻多，“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二君統治一民，君權削弱，必然混亂，這是無德的小人所走的道路。要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就必須君權集中，陽道盛行，卑者賤者要安於自己的地位，不能潛越妄動，慶曆改革派特彆強調乾陽的地位，“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息”。范仲淹在解釋恆卦時，把這個思想表述得更明確，恆卦，上卦為震，下卦為巽，他說；“震陽也，剛動乎上；巽陰也，’柔順於下”，因此，“陽動陰順，剛上柔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也，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他還進一步解釋說；“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又因“震為長男，巽為長女”，所以?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卦象講“應”，即內外卦(上下卦)各自的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亦即“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爻有對應關係，要陽爻相應陰爻，相反才相成。恆卦正是“六爻皆應”，象徵“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統治者如果能自覺順應陰陽剛柔對應關係，順應天地之道，維護夫妻之義和君臣之理，就無往不利，國運永祚。范仲淹結論說；“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憐，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古人聖人包括堯舜正是因為他們依循這個法則，堅持正道，而能教化天下，建立起恆久的秩序。當然陰陽剛柔不是絕對靜止的，宇宙世界生生不息，但如果陰陽失衡，剛柔不調，貴賤不一，那就要出現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維護社會等級秩序?這就需要調整、改革，因此，由恆卦進入卦(即遁、退避的意思)、大壯卦、以至損卦、益卦、革卦、鼎卦，革故鼎新，日新而新。
如何調整北宋中期社會的矛盾，怎樣維護與穩固北宋王朝的統治秩序，慶曆改革派提出德力論，這也是他們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第一、實行德治；他們認為儒家“六經”的中心就是德禮，“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廣范仲淹說：“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為仇讎。”他們用歷史教訓說明了力好棄德必然亡國，“服民以德，漸民以教化”為安國之道舒，“德敗則禍起蕭，治理國家，“德可憑而力不可恃”。因此，為政要行“克己之仁政”，“順民”，“用天下心為心”，“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提倡“崇儉”，反對“煩苛”。第二、德力并行，寬猛相須。改革派們的德治同歷代儒家學者一樣，德治並不是放棄暴力鎮壓，而是德刑並用，禮法結合。德禮雖然重要，但刑殺亦不可缺，所謂“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歐陽修說，自古以來，“禁暴必以兵，防民必在刑”。
當然，這並不是儒家德刑論的簡單重複，而是結合北宋社會現實的新的發揮，特別是他們自覺地運用易經闡發的德力論，就使得其理論性大大增強了。比如睽卦，上為離卦，下為兌卦，即上火下澤，火炎向上燒，澤水向下浸，表面看二者相反相對，“不相入”，實際上二者卻是統一的，即異中有同，“而相資”，，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動必相資”。他們認為，相反相成是一種普遍現象，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金木水火土“六府”之盛德，國家社稷“九鼎”洽大亨之惠，都是“分而為二，曲直相入”。這實際上是對對立統一思想的一種天才猜測，他們由此得出：從政者“寬猛相須，禮茲至矣，”的結論。